戊戌变法120周年回看｜徒善不足以为政-中国文史出版社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绪)皇帝发出《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戊戌变法，可惜这个“百日维新”却是速兴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场变法为何最终失败？它给中国带来什么？120年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请继续跟随历史学家唐德刚穿越“历史三峡”，探寻历史真谛。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紫尸皇族。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唐德刚的另一大贡献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地突出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林依霖。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前官礼遇。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大沢美加。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光绪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1875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彭文乐。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国之君”。
1887年2月光绪帝17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1889年1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瑾妃15岁、珍妃13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拉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的自由呢！同年3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黄婉佩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儿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太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40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贴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做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做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不朽星空，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1894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易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词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50年，尤其是其后期的25年（所谓“同治中兴”之后）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从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地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儿能例外呢？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1897年11月1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1896年4月30日至6月13日，共44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儿会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partition of China）掉，哪儿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1897年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亲王奕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1898年（戊戌）1月24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
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新宋风流。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尽弃”，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治”。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良友圣经学院。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1898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太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1896年初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西三角。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们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1898年（戊戌）4月于北京的“粤东馆”创立了“保国会”。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始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孤臣了。孤臣能夺掉谁的权呢李延宗？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朋友，1898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在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太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亲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亲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地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明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他便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的《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着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6月16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已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很多读者和作者对仁寿殿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的：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口与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的。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得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个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绣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的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叠。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前面，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06页。原载1898年10月7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注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经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份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此一艺术仍为蒋公所承继。
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陈梅馨。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但这哪里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以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节选自《从晚清到民国》，唐德刚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詹红旗、曹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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