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玖】——云门樊增祥-澄斋自珍
近日，得清末民初著名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文学家、藏书家、书法家樊增祥成扇。樊增祥书法作品存世较多，反倒是成扇另一面书迹引起我的兴趣。
该面书法是一位名为余旭轩先生所写，旭轩应为其号。记录了樊增祥成扇是在苏州文物商店所得，随后又从家中检出樊增祥于乙卯年回复余旭轩父亲的一则信札，该信札内容反应了当时时事又能从中体现樊增祥之大节。于是余旭轩先生将这则信札誊录于成扇之上。
据余旭轩先生所誊录内容，可见上款为寿平，寿平系为余旭轩先生“先君子”，那此余寿平可能即清末民国重臣余诚格。
再看内容，提及了两位近代著名人物：梁启超和古德诺。梁启超不用多言，古德诺即为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诺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行政法学领域，是美国公共行政与市政学的重要的奠基人和权威，著有《政治与行政》等书，对20世纪美国功能主义政治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古德诺来华担任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系经由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引荐。1911年10月，该基金会派其董事、教育家伊利奥特前来亚洲做一次短期考察以拓展会务。1912年3月底伊氏抵北京，会见了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国务总理唐绍仪。
1913年4月5日，古德诺偕夫人由纽约启程，乘船至欧洲，再取道俄国，转乘火车前来中国，5月3日抵达北京，次日晋见其雇主袁世凯。随后即被安排在隶属于总统府的法制局工作，正式开始涉足中国政治。
古德诺来华任宪法顾问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了一篇民国宪法草案。其时，民国成立一年有余，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艰巨的制度建设任务，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制定一部正式的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因当时之局势并非古德诺所想象，所以他的工作并不顺畅，遂生去意。1914年中民国政府改聘古德诺为兼职法律顾问。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玄天姬，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麦比乌斯圈。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吴培服。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使袁世凯”极为欢悦”。他们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是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信中提及梁启超与古德诺对于当年七月开始的筹安会态度是不反对也不赞成。而结合古德诺当时的观点，他应认为袁世凯的强权统治是更为符合中国国情的。1915年7月，适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放假，古德诺便照其与袁政府的约定来华，以备顾问。这次来华在京共住了六周有余。此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已在暗中策划，杨度等人正在准备帝制舆论。袁世凯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会见古氏，要求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以及何者更适于中国，作一比较与评价，以供政府作参考之用。身为政治顾问的古德诺自然领命照办，便撰写了一篇长文，作为给袁世凯提供私人意见的备忘录。然而出乎古氏意料的是，这篇备忘录很快被译成典雅的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于8月3日御用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译者是总统府法制局参事林步随。正是这篇大作使古德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相联系的恶名。
再说樊增祥，当年已经70高龄，秉持着“贰臣之名断不能受”的原则，通过筹安会中相捻熟的朋友将此意转达给了总统，并获得了总统的同意，改制之后待以客礼，不称臣不预朝。在樊增祥到北京的三百余天里仅入谒两次。并称赞余寿平有先见，劝其不要出售上海房产，可为离京后落脚地之意。
结合以上所述之内容，我推测余寿平即为清末民初重臣余诚格的可能性极大。余诚格（1856～1927），陈本善字寿平，号至斋，又字去非，号愧庵，安徽望江县桃花岭（今属太慈镇）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历任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广西思恩、南宁、桂林知府，广西左江、太平思顺兵备道，广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湖北布政使，陕西、湖南巡抚等，还曾任乡试、会试主考和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办。
樊增祥（1846年至1931年）字嘉父，号云门，别字樊山、天琴，别署天琴居士、武威樊嘉等，晚年自署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县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卒于民国二十年，年八十六岁。天性聪颖，美姿容，工为文章。游京师，为李慈铭所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历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北京国民政府参政院参政。清末民初著名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文学家、藏书家、书法家。 入民国，寓北京，文酒过从。增祥工于诗，好为艳体，其《前后彩云》二曲，尤有名，死后，遗诗多至三万余首，其判牍亦佳，文墨吏奉为圭臬。著有樊山全集，传于世。
性喜藏书，早年家贫，无书可读，自中举人之后，与藏书家缪荃孙多书信来往。又结识了张之洞，方开始肆力购书与藏书，历时30余年，伦明称“所藏多为旧抄宋元人诗集，盖《永乐大典》辑佚原本，法梧门旧藏也”。还收藏有李慈铭晚年日记手稿数册。藏书楼名“樊园”，藏书20余万卷，书画、碑帖之属，10余巨簏，齐白石在西安曾观其所藏朱耷、金农、罗聘、徐渭、石涛诸名家画幅多幅，并深受影响，画花鸟由工笔而变为写意。又与海上遗老组诗社名“超社”。所藏书在其晚年就开始流散，过世后，先后被张元济、傅增湘等藏书家收藏多种，伦明亦藏有其明刻旧本数种。藏书印有“天琴道人樊增祥”、“樊园收藏”、“今是先生藏本”等。
1931年辛未3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著有诗集《云门初集》、《北游集》、《东归集》、《涉江集》、《关中集》等50余种，后皆收入《樊山全书》，词集有《五十麝斋词赓》，亦收入《樊山全书》等传世。
樊增祥还有一段焚洗辱牌的故事：
樊增祥的父亲樊燮，曾是湖南巡抚骆秉章麾下一名总兵。1858年由官文（湖广总督）保荐他入川追剿太平军。一日樊燮去长沙谒见抚台大人，抚台让他参见坐在旁边的师爷左宗棠。樊总兵不知道利害，参见师爷时没有请安，并振振有词：“我乃朝廷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你四品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盛怒，跳起来用脚踹樊总兵，还高声骂道：“王八蛋，滚出去。”不久，朝旨下，樊燮被革职回籍。
樊燮忍辱含垢带全家回到恩施城梓潼巷故居，在正屋的侧面修一间两层的角楼，把左宗棠骂他的“王八蛋，滚出去”这6个字写在小木板上，放在家供祖宗神位的牌子下面，名为洗辱牌一条安达鲁狗。从此，他重金聘请名师为两个儿子执教，不准两个儿子下楼，并且给儿子们穿上女人衣裤，并立下家规：“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樊增祥自幼聪颖，四五岁时，就能作对子，9岁进私塾，入塾前已能背诵上千首古诗词白雪云，11岁便能作诗、填词，人称神童。樊燮受辱后白石晃士，每月初一、十五必带其二子跪拜祖先神位，在洗辱牌前发誓。后到抗日初期，史学家刘禹生到恩施“寻云门老辈故居”，仍见樊家楼壁上，尚存稚嫩墨迹“左宗棠可杀”五字通天血魔。蜀山飞仙 樊增祥兄长早死。他不负其父所望邢秉懿，把对左宗棠的家恨埋在心里武皇屠天，发愤苦读考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一直做到江宁布政使权署两江总督。1867年，22岁的樊增祥赴省参加乡试中举，回家后仍不忘写诗、填词。期间，写诗1000余首，诗作清新自然龚韦华，或表现山村乡景，或描述生活情趣。如《冬日山行绝句》之四：牧儿生小住山家，冬学闲时乐事赊。雪后不知溪路断，倒骑牛背看梅花。
187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到宜昌视察时西安新知小学，发现樊增祥的诗文才华，很是赏识，并推荐他担任潜江书院的讲席。1878年秋樊增祥入荆州幕府，冬天又到武昌张之洞幕府，充当幕僚。张之洞成为樊增祥的官场导师和后台。张之洞劝导樊增祥不要专攻词章之学，要多做经世学问，“书非有用勿读。”引导樊增祥在社会中立足，并走上仕途。1875年，樊增祥30岁时，第一次精选自己1870年后所写的500多首诗词，分上下两卷编为《云门初集》。张之洞赞其在诗词创作方面，表现出了“精思、博学、手熟”的惊人才华，往往能把“人人意中所欲言而实人人所不能言”的内容，恰到好处地表现在自己的诗词中。
在交友中，樊增祥先后与文学家李慈铭、陶子珍、袁爽秋等人结下深情厚谊，诗词唱和，“文宴无虚日”。著有《北游集》、《金台集》、《水淅集》等7部著作。
1877年，32岁的樊增祥进京会试，终于考中进士。樊家在恩施、宜昌两地迎宾宴客3天，当众烧掉了“洗辱牌”。1884年高速婆婆，樊增祥前往陕西宜川任知县，走上仕途从政路。任职7个月，调居省府，后又到咸宁（今西安）、富平、长安任知县。1892年，樊增祥再任咸宁知县。1893年2月至1898年7月赴渭南任知县。执政期间，他虽“劳形案牍许力桦，掌笺幕府，身先群吏”，仍在闲暇时间“结兴篇章，怡情书画”，将自己的诗词整理，编成20余集，1894年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集付梓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