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伟章长篇小说《世事如常》-罗伟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重点推出的长篇小说《世事如常》，是作家罗伟章的最新力作。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原创性和丰沛的想象力，不仅入选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还在出版之初，就受到读者和专家的高度评价，《中华读书报》、《文学报》、《当代文坛》等发文，称其“触摸到了乡村‘人’的问题”，且“不止是乡村人，还有我们所有人”，将这部小说与贾平凹的《秦腔》对比，认为《世事如常》“唱出了一曲更为严峻的乡村牧歌”。正如其言，《世事如常》内涵丰富，意蕴深刻，耐人寻味。作家在看似“没心没肺”的叙述中，表达如常世事中的无常与非常，层层剥开“暗流涌动的隐秘真相”，完成关于“人性颓败和精神挣扎的自我救赎”。
一、时间：把无尽的人事沧桑擦亮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主人公谢明，也就是“我”，是一个回乡的知识分子，有些反抗意识，又有些宿命感，有些失意又有些得意，对女主人公冉小花的渴望、拥有，以及质疑、背叛和逐步的释然而最终的并不完全释然，让这个情感故事有血有肉地纠结、追逐和发展，最终以维纳斯女神一般的残缺美结束了他们的这场爱情和困扰。大量大胆直接的细节描写，入木三分的内心活动刻画，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巨大的联想、思考和情感对接空间。如常世事的无常与非常，似乎都因爱和不爱而生或者生不如死，因悲剧似的结局而死或死不瞑目。这一切在饱含了作家的心力和笔力的小说里，生的尽管也许残酷了些，死的也未必不美好——这其实就是我们每天熟悉不过的生活！在这种熟悉的生活环境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次第出场，再现了我们听到的和尚没有听到故事，拷问我们思考和没来得及思考的灵魂。
罗伟章的笔下，这次着重用情于谢明这样一个（或者说是一种、一群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男人，配以一个叛逆又有些小鸟依人的女人冉小花，故事自然就平常又非常了。这是作家对这个社会仔细观察和思考的产物——作家无心去刻意拔得太高，也不必故意去降低，这便是《世事如常》的概貌。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也许不难发现谢明、冉小花也许就是我们身边的谁谁谁，甚至他或者她干脆就是读者自己！这是罗伟章笔下鲜活的力量。这种创造、经营鲜活的能力，会让你真实地感受到鲜活的魔力。这似乎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能做得到的，可喜的是罗伟章做到了。罗伟章让笔下的人物、事件如魔如幻地吸引你，抓住你，但每当这时候你分明又感觉得到他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把故事看完，而明显是为了让故事走近你，甚至是走进你，并让你从中获得关于爱情，关于人生扪心自问式的反思和洗礼式的醒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除了热闹，总还是需要一些关于精神和灵魂的冷静、深刻思考和探索的。罗伟章用他的小说让你在思考和探索之间获得阅读的意义。
一部十五六万字的小说，罗伟章一开始就明显用心规定了所有的开始、发展和结束动作。但就在这个起点和终点之间，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色彩在发展中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呈现，你发现罗伟章竟然可以随心所欲自然而然地加减、穿插各种故事情节。这些故事关于爱恨情仇，关于成败得失，关于喜怒哀乐，关于风俗，关于传说，关于荣耀，关于耻辱……这些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无论它关于什么，都以近似于鲜活的生活原型出场，展现在你贴近生活的心思里——罗伟章的小说不过是在还原生活的鲜活性。而就在这个还原鲜活生活的过程中，你又会不经意间发现：这些明显已经高于了生活原型一些的生活故事，分明又是作家罗伟章在提请你特别要注意的关于社会关于人性的步步惊心和错综复杂。
读着这些故事，你会觉得故事情节鲜活的程度，就像你亲眼所见——看得见那些晃动的身影；就像你亲耳所闻——听得到没有声音的哭泣、压抑或者呐喊。比如：小说里他写小镇上的传统——在关于人的出生这部分里，处处都充满了鲜活性，尽管这些鲜活充满了残酷、血腥和悲剧的色彩。在小说中，他说镇上的人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严重到似乎祖祖辈辈都认为只有男性才是权与力的象征，才是主宰一切的力量。这个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实行“计划生育”期间得到了非常的体现和诠释。在那山那水那时候的那些家庭里，如果第一个孩子尚在娘胎就被医院里医生的B超或者老中医通过“把脉”发现是女孩时，这个胎儿定得胎死腹中，不见天日。就算这些女孩好不容易生产了下来，也几乎活不下来——这里的女婴在她们来到人间还没发出第一声啼哭，就会被刽子手一般的男权将其理所当然地按进尿桶活活呛死，或者，被掐得像老鼠那样“叽”地一声就呜呼哀哉。这还不算，作家笔下还不忘紧紧追问一句：有没有活下来的？回答的是：有。而且有两种：要么是女人只能生一个再无生育可能的，为了香火一时的延续所以能活下来；要么是生了下来也活了下来，但一定会为家里二胎作出血淋淋的牺牲——她们都会被剁掉一根手指以便于“计生”干部可将其确定为残疾人（因为“计生”干部说“掉脚趾头并不算残疾人”），从而为自己后面的弟弟妹妹拿到准生指标——这其实还不是罗伟章笔下最让人难受的悲剧。
最充满悲情色彩的是居然还有女性在这个悲剧中的主动加入，成为悲剧的帮凶。比如小小年纪的女孩会主动帮着掩盖自己少了的那根手指的真相——这样的女孩长大后又成为这块土地上为人母的女人；比如作为孩子的妈妈，甚至也会鬼使神差一般失去母性光辉主动迎合自己的家庭迎合自己的丈，夫让自己生产下来的本来健全的孩子人为地成为残疾人，这样的母亲以“帮凶”的面目成为“优待政策”的争取者……
面对这样沉痛、沉重的社会怪象，作者罗伟章并没有自己直接评论什么，而是在血泪交加中，插入了另一个看似能缓解痛苦，实则同样痛苦的爱情故事来讲述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下的危害：这样的野蛮和落后，直接吓走过“我”那来自江南的才貌双全的初恋女友！
这些故事的鲜活，以骇人听闻的事实，以血淋淋的画面，让你在故事细节中情不自禁地皱眉、咬牙、摇头、痛心甚至愤怒。这是笔伐的力量。罗伟章的笔下，神伞奇侠一直保持着这种狠劲的。他笔下的这种狠，甚至会让你读来觉得毛骨悚然！让你失去安全感——女性读者会因此不由自主地去看看自己的手指头，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去摸一摸掰一掰自己的指头，看它是不是还真的存在——特别是至今还在重男轻女思想浓雾笼罩下的乡村、小镇，姑娘们读到罗伟章的《世事如常》时，不知道会不会唤醒你摆脱那一切的勇气，但我坚信你的心情一定是痛苦的，复杂的。因为罗伟章笔下生活故事的鲜活，足够让你体会到那一种说不出的痛，那种令人窒息的痛。这里有一种无声的呐喊在耳边萦绕。
女人冉小花贪婪地诱惑她的男人谢明，谢明几乎每次也有求必应到“不知道放碗”。因为冉小花一说自己这里痛那里痛时，谢明就以欢愉的性生活给她“治病”。每次“治完了”，冉小花就真的神奇地不痛了，舒服了。于是，谢明好像真是冉小花的医生，是她“宿世的药”……把吃饭说成是用膳的，那是历史上的几百皇帝；把念叨枯燥无味的文件说成是作报告的，那是当今的某些领导；把“干那些事”说成是医生是给叫痛的女人治病，是在给药，这只有作家罗伟章才想得到写得出来。
在他的笔下，这种关于爱情的鲜活，他甚至能把男女之间那点“俗”上升到“事”。这种“事”在罗伟章笔下像是完全上得了厅堂一般地光明正大和自信，而且还似乎充满了人道主义援助一般。这让你读来既感受得到爱情果实的欢愉和神圣，又感受得到关于爱情的啼笑皆非和通俗幽默。这种鲜活，无论是喻雅于俗，还是喻俗于雅，其实都是大俗大雅的高度融合。我们常听说作品要“雅俗共赏”（事实上总是很难接近这个目标），罗伟章在他这部小说里以不失幽默的语言和充满乐趣的鲜活故事，真正做到雅俗共赏。通俗部分散给追逐故事情节的读者，高雅的重量留给了寻找生命意义的你。一个罗伟章，用充满沧桑的人事，以他笔下独有的鲜活作为灰暗中的一笔亮色，提亮了所有男女老少期待的目光。
语言：尽显艺术的绝妙和神奇
罗伟章对当今人们的阅读习惯应是作过专门调查研究和思考，所以在小说中他有针对性地展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
在这部小说里，无论多美多安逸多悲伤多愤怒多纠结多豁达多无奈多烦躁的事，罗伟章似乎都可以在二三四，七八九最多也就十来个字里把话说好，把意思表达明白。几乎没有那种二三四十个字才能完成一句话的长句存在。这样的句式结构，这样的句子模式，这样的叙述节奏，如同音乐的小快板，“嗒嗒嗒”地行进着，不慌不忙不快不慢地，又完全有一种不可拒绝的力量直抵你的心扉。这样的语言，比起那些玩弄文字技巧，故作高深绕来绕去的文字游戏，会让你阅读时觉得更为明快、流畅、痛快、过瘾。在这个匆忙、拥挤、嘈杂、繁复的社会里，人们为了生活毫无休止地奔波，已经够忙够累，因此，多数人在阅读小说时，一定是更喜欢这种直接了当，简洁有效的语言。这时候如果作者把语言写得弯来拐去，读者未必买账。特别是那种有密集性过敏史的人，绝对不愿意看到长句——那会让他们不安、紧张，甚至恐惧；或让他们压抑，甚至喘不过来气。关于小说语言的这种意识，未必每个作者都有，但罗伟章深谙其道，且技术娴熟。
不过，罗伟章也有故意打破这部小说语言习惯的时候，就像书中着力刻画过的那种“破”一样。小说中男主人公谢明作为一个男人，心底里一直有个“黑洞”没有被照亮，所以，当黑洞那方终于有人来了时，他就开始蠢蠢欲动：“我很想旁敲侧击地问问那个发髻高耸链条子很长因家住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在我们小镇人面前咽泡口水都要摆谱却不上五十岁就长了乒乓球大的眼袋眼袋里盛满忧愁鼻梁上卧着孤单嘴纹里刻着落寞的妻房长辈”——你看，罗伟章不破就不说，一破就破得滔滔不绝，势如破竹！连续90个字的一句话，有支气管炎的人要是敢来念一念，恐怕会有“背过气去”的危险。
这是这部小说中最长的一句话乾贵士，也是唯一的一个长句。之所以有这么一个长句，这完全是因为刻画男主人公谢明的需要。谢明在爱和不爱，该爱还是不该爱，该怎么爱和该怎么不爱这种情绪纠结中，饱受折磨后从内心深处表现出来一种爆发性症状，于是，这么一个长句就顺理成章。男主人公谢明日复一日地朝黑洞里探望、想象、疑虑，亲手填充着自己的女人冉小花在出走他乡的那段时间里见不得人似明似暗的情节，直接导致了他需要突然一口气说出这么长一句话来，好烘托出他真的“毛了”，病了，快要崩溃了。当他真的快要被自己日益养大的黑洞吞噬了的时候，出现这么一句与通篇语言形成强烈反差的话来，让你能从内心真实地感受得到一个“想多了”的没有安全感的男人精神的脆弱和内心的膨胀、阴险和可怜。没有对比就没有艺术。罗伟章只是用一次字数多少的大对比，就把高深莫测的对比艺术通俗易懂地体现了出来——像只有一朵花活在一片草地上，不管它是什么颜色，你都觉得它那么耀眼那么鲜活。
这些语言其实还不算《世事如常》这部小说中最独特的。最为让我眼睛一亮的是罗伟章这位离开了大巴山不算不久的“巴人”后裔，在小说中写他自己引以自豪的巴人故事时，依然用的是当地那些“土话”。整个小说中，他把这种语言用得十分娴熟、精准，让我深感意外和惊喜。我不知道他这么些年来是怎么记住那些方言的，是因为深入骨髓一样的乡音不改？
在罗伟章的小说里，老婆被叫成“婆娘”（这种在大巴山里的鲜活口语充满了十足的亲切感，甚至充满趣味性——小说中的外国人对此就有“婆”和“娘”的分解思考，这也是趣味性的最好例证），斜斜的山坡被他写成“摩斜摩斜”，总共写成“拢共”，像刀切干净了写成“像刀厘清过”，让女人怀孕叫“装窑”，还有“寡淡”“砍脑壳的”“充军的”“黄瓜还没起蒂蒂”“拱猪”……这些词汇这些语言，读者阅读时的第一感觉一定是新鲜、独特的，因为你不太可能在其他小说里见到这种地方语言。这些语言如同刚刚采下山来摆在你面前的山珍，透着几分灵气一般的鲜活。
在我们的创作工作中，每一位作者穷其一生的努力，很多时候都在为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表现语言以求永葆艺术的鲜活——画家、音乐家、作家，概莫能外。这些让创作者极其用功的语言，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得来：一种是自我现编现造地创造；一种是“活学活用”式的借助创造。在借助创造中，成功的例子很多。音乐家采风时，对民间民族音乐的继承、改革、发展、创新，产生过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作家罗伟章这次也牢牢抓住大巴山里的群众语言不放，不厌其烦又不动声色地将其直接移植进自己的小说，这种转述、传递性的创造，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这样的语言既有老根，也有新芽，小说语言的鲜活性自然就可以得到充分地保障。这显然是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不脱离群众的一种态度，也是他巧妙运用地方方言从而形成属于自己小说语言的一种手段。
这些鲜活的语言让我读来始终觉得新鲜，还因为它们曾经就就在我耳朵边转悠过一二十年。同样作为大巴山人，也许这些语言从口头上说出来直接进入我的耳膜，已经不会有太多奇特的感触，但是，当它们一旦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并让我通过阅读来与其再见，就一定会有一种异样的新鲜感体验。比如，有些词语，过去听着时或许并没有思考过书面上该怎么去写它，但罗伟章去写了，你自然觉得新鲜无比。还有些语句，在听的时候也许并没想过它会是那么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又入木三分。当突然在罗伟章的小说里与这些语言再见时，很容易让人兴奋，会击节叫好。也许，还会因为罗伟章式的文字而感到难受，想哭，还会因为罗伟章文字对某些方言的全新转述而觉得想笑……哭也好笑也好，爱也罢恨也罢，其实这都是作品语言入心的表现。作品语言能让读者觉得入心又入肺，这样的作品起码成功了一半。
还需要指出的是：比较起文学意义和写作意义，我似乎更看重这些乡间语言能被罗伟章在他的小说中得以保存和传播。这种保存鲜活的办法和能力，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因为这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罗伟章似乎一直有先见之明，因为在他的其他作品里也不难发现。
鲜活：把“是与不是”说了又说
在传统的思维习惯里，从乡镇到县城，到省城，到大江南北，到大千世界，似乎一直是一种证明人生意义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为美好的途径，也几乎是体现我们不懈追求的最好方式和程序，一直被人们称道。但是，也许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个关于有志者、成功者的人生梦想，正是人们产生过多欲望的元凶。在这一场关于成功，关于名利的奔走里，人们开始花样百出，人心开始漂浮不定，社会开始浮躁不安，成功学厚黑学等思想错综复杂，这样的问题自然产生，并毫不留情地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一种悲，是让人难以释然又难以说清楚它的是与不是。“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的罗伟章面对这些问题，他又会怎么想？怎么办？
写全世界？写都城？写省城？写县城？这些能很好反映现实生活的故事场，罗伟章最终却一个都不选择。他偏偏选了一个乡镇——巴人后裔居住地作为叙述场所。其实，最初我并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把一个全面分析现代社会人心、生活、命运、思想的作品，放到一个小乡镇上去写，这明显会失去一部分追求时髦的读者，甚至会决定作品更多一些乡土气息。但是，当我把这部小说快要看完时，或者准确地说是看到罗伟章在小说中假借故事人物之口说的那一首诗时，我发现自己一开始就错了。
罗伟章在小说中说的那首诗是这样写的:“我下辈子要反着来,从死亡开始,从死亡走出。然后醒来是老年但一天胜过一天。然后我被老年剔除因为我太过健康。我享受所有的福利并领取退休金。我将在领取到一只金手表后开始我将工作四十年直到太年轻而不被允许工作。我准备好进高中,酒会,好日子等着我。再下来我进小学,我变成儿童,从此不再负何责任。然后我变成宝宝。然后我花费生命最后九个月漂浮在平安的暖中。然后我颠簸在一阵无以名状的性高潮中。然后我站在父亲的阴茎口手搭凉棚张望。然后天下太平……”。
看到这首假借谢明之口说出来的诗，我如梦初醒：罗伟章原来一直在努力让你回去——回去！回去！回到回不去的地方去——这不正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吗？是的，也许的确需要在那么一个看似并不大似乎离城市不远不近的小地方，也许的确需要我们“退一步说话”，我们才能把很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看不清楚的问题看清楚，把想不明白的道理想明白，把说不透彻的话说得更透彻！大巴山这个环境，是罗伟章十分熟悉且无数次写过的地方，所以在这次写作中，他笔下把握起那么人那么多事的时候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小镇本来就是一个既具有城市特点又具有乡村面目的场合。这个场合，和城市和乡村哪边都沾得上那么一点点关系，是十足的灰色块。灰色，可以包罗万象，跟谁搭配也都能融合、协调；灰色，也一直是最高级的色调。罗伟章这次像个大画家一样，经营好了一大片灰色调，这就注定了这部作品格调不会低。
有了舞台，还得看具体怎么唱戏。在乡镇世界里，怎么来折射出整个现代社会？特别是读者更为关注的城里人生活？
罗伟章大智若愚地让“我”——谢明，一个进过城上过文学院的知识分子娓娓道来。小说中，男主人公谢明就像摆龙门阵一样：讲一语成谶；讲活得太累；讲我和冉小花的爱情；讲从文化馆辞职下海做生意；讲冉小花不再卖“北方馒头”而是跟“我”一起经营采沙船；讲书呆子李兴；讲私奔的李婧；讲被奸杀的任小青；讲做好事并没一定得到好报的马婆婆以及她的宽大、宽容与宽恕……特别讲到了赤贫学子连续五年受恩于马婆婆，而升学翻身后不但忘记了马婆婆，还破了巴人祖辈规矩转而专骗女人钱色，最后被乡邻广泛谈论被集体唾骂的覃中安。小说中关于覃中安的这一段插入叙述并不算很长，但是，就是这种是与非的小故事存在于这部小说中，我感觉到了作家罗伟章的良苦用心。这是他对当今社会那些盲目持有善举的人的保守忠告和爱护，同时也是对教育对人性对贫穷的反思和拷问。这是作家罗伟章的清醒和担当。
罗伟章小说里包括但并不限于这些。
他写凡尘俗事——成人们人人都向往并留恋的弥漫着森林气息的性生活，也写“玄龙门阵”——只接纳光棍而有妻有室者不能碰，要是真碰了就得瞎眼的“肉身布施”；他写一个上过大学进过文化馆然后又在关于“缸子里盛着的水和溢出的水”这个问题上迷糊着概念的男人；他写因为一个十六七岁就被中学旁火锅店老板带上床堕过胎后又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再回来并奇迹般地嫁给了向来清高的知识分子的女人！男人因此而爱而烦而忧郁而纠结而瞎想而愤怒而背叛而豁达而理解而成长，尽管这男人最终又只能无助地像水中的鬼一样哀嚎一声“我的妻，冉小花”……罗伟章从正面侧面全面地刻画出了一个“小”知识分子饱满的的爱情观和悲情的德性！他写十九岁就似乎爱上了自己亲哥哥，而后嫁给了一个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不得不在乡村干部面前点头哈腰的男人，并最终也许为反对自己亲哥哥娶了自己一样漂亮但在十六七岁就跟火锅店老板好过的女同学，最后发展到带有报复心理似的也去跟火锅店老板勾勾搭搭的谢晓秋……
罗伟章当然没忘记不厌其烦地像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地写古老的巴人那种阵前灭敌的彪悍和永载史册的辉煌，以及被秦军追杀坑杀的惨烈，还有销声匿迹的神秘，当然他同时也毫不客气毫不护短地指出了“古巴人自己得了好东西都是献给头领的”无私和奴性。他写现代人的面目也有如数家珍的架势：他写有良知的大开发商，也写倒卖房屋的小角色，同时不忘写当下备受关注的“房奴”。他写房屋这个产业链里的仁与不仁和幸与不幸；他写拆迁、赔偿；他写暴发户心理的挥霍、乞讨；他写恋爱、婚姻、家庭，特别是时下热词——逼婚；他写农民对土地流失的麻木也写学生因为并校而被迫的艰辛，以及大家并不陌生的词语：陪读；他写减肥写美容写失眠；他写礼貌写嘲笑写幸福；他写抑郁症写分裂写奸杀；他写贪腐者写宣讲团；他写慈善、虚伪；他写牺牲、利益、贡献；他写顺从、反抗、反叛、反击；他写美学、文学、心理学；他写智慧、愚昧、错觉；他写才子也写浪子；他写苦难也写灾难；他写流浪狗财娃也写“我”的助手——自己都还是个娃娃的小春但他的老婆却已经给他生了娃娃，以及以前传说吃喝嫖赌样样都会而今发现并不是那样的李良；他写生的苦难史也写死的仪式感；他写人心进步又写血统退化；他甚至还写做饭炒菜……他写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各种话题，而且总是写得头头是道。把这些装在同一个小说里，你一看完就觉得这纯粹就是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浓缩版。
什么都写了，但是，罗伟章偏偏不写鬼故事。他写刚出生的女婴被呛死或者直接像老鼠那样“叽”一声就被掐死的阴森、阴暗、惊悚；他写任小青被奸杀后草草埋于路边经久不腐不烂，还眼含“望亲水”的神奇、玄乎……这些都写了，但他就是不写大巴山里传说的鬼魂——男鬼、女鬼、吊颈鬼、倒路鬼、蓑衣鬼……大巴山里鬼故事多的是。小说里那么多冤孽冤魂笼罩下的山中小镇，罗伟章都舍不得写鬼故事，是他心里真没有鬼吗？鬼故事在民间的鲜活，也是一种活态文化。
写了这么多，罗伟章到底为写什么呢？
他写了疑惑而最终并没有解决的疑惑；写了变与不变以及变革中的阵痛甚至代价；写了遵循传统又挑战了传统的男男女女，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他写作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写一言难尽的“是与不是”！
生活与梦想伴随无底洞一般的欲望不断升腾、衍生，最终爆炸、跌落成笑话或者悲剧。这悲，有些悲哀，也有些悲壮。但无论悲哀还是悲壮的悲剧，你稍微一掂量，会发现这恰恰就是你我生活中的是与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以为是的也许刚好不是，如同以为不朽的未必真的会不朽。但就在是与不是，朽与不朽之间，在我们熟悉的生活，是那么的骨感和锐利！对此，罗伟章通过小说深刻地表达了他的见解。人世沧桑，几多反复。唯有爱不完的爱，像糖一样的爱，最后甜到了忧伤，这忧伤常以鲜活的姿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这鲜活里，明明又有殷红的血在哗啦啦地流淌。罗伟章抓住了这种鲜活——“爱是嗜血的，因为嗜，所以痛”！写这句话的罗伟章，心是柔软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尽的关爱和悲悯。真正的作家总是关心社会，关爱社会。罗伟章，用自己的心，疼着社会的疼。
小说中，罗伟章的确似乎一直想努力“说破”很多事一样，但无论有多快活有有多痛，他最后都“留了一手”——他从不把事情直接“说破”(就算小说结尾处男女主人公的事故现场，他也是如此处理)，这就保存了事件本来的“是与不是”，这是大手笔大艺术。
说一千道一万，说白了，《世事如常》就是一个采沙船老板和老板娘之间那点男女故事（罗伟章从来不回避爱和不爱以及做爱），加上两口子船毁人亡那点事故（死的色彩在罗伟章的叙述里像电影画面一样凄美，那就像一滴蓝墨水掉进了清水缸，有晕染般的特效早蔓延在升腾）。就这点事，假如你给罗伟章只有五十分钟的时间，他准能给你写一千五六百字的故事；假如你给他五小时，他也能在此基础上给你丰富成一万五六千字的小说！关键是，生活给了罗伟章五十年光阴，于是他就给你洋洋洒洒写出了个十五六万字的《世事如常》来！他的这种扩充能力和把握能力不但不会让你作为读者看得厌烦，而且还能觉得一个故事不多一个故事不少！这还不算，他还能让这部小说一举入选2017年度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我不敢想象：假如你敢借给罗伟章五百年光阴，他还会写出些什么故事什么情节来！因为他一直是活的——生活的“活”，鲜活的“活”！
（吴飞：著名音乐人、词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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