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毕局下马、法治社会：一点思考-永杰友信
「疫苗造假」事件已经过去近1个月了，周围人们正在谈论，现在人们在新媒体上的记忆是短暂的，这么大个事情，才1个月，就淡忘殆尽。
几天前一则人民日报微博的通告又让这件事情重回大众视线：
其间出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毕井泉，药监局局长。毕局吉思光，引咎辞职了麻仓好。
一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觉得处罚太轻的，有觉得这是背黑锅、连坐的汕大百事通，有觉得这些年做了很多实事，下马后可惜了。
确实隔山取火，这些年可以明显看得到的，药监局做了很多有益于大众、有益于医务人员的事情。更关键的，是有对比。从郑筱萸的黑暗时代走来，漫长的无作为过度，李爱静终于遇到一个敢于大刀阔斧GG的领导。
那么辞职以后，新来的局长会是怎样的人呢？会不会一如既往地“开倒车”？医药GG还能继续进行下去？
正好「通告」出来后是证券市场的一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上面的问题，「全指医药」指数的走势，大约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人说申惠静，股票价格就是社会对它的预期，那全指医药的这种走势，应该也反应了利益最相关的医药、金融人士对这次人事变化的不乐观心态。
毕井泉是不是“背锅侠”？一位改革者是否被不公正对待？
这个问题在此时此刻似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梳理毕在任期间的工作，问题疫苗事件并非首次爆发。
毕井泉自2015年1月起任CFDA局长、党组书记，是原食药总局绝对的“一把手”。2016年澎湃新闻爆出山东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过问该案，并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郭春海，要求强化监管。再读当时对山东疫苗案处理结论，人们能看到很多熟悉的词语——
“此次疫苗系列案件涉及面广，性质恶劣，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也暴露出疫苗质量监管和使用管理不到位、对非法经营行为发现和查处不及时、一些干部不作为、监管和风险应对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抓紧完成对涉案疫苗接种人群的风险评估，及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妥善做好后续处置销声匿迹造句，并加快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和疫苗管理长效机制”；
“依法依纪对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和山东等17个省(区、市)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
2016年的CFDA掌门人毕井泉不是“背锅侠”。那么，毕掌门是否从2016年山东疫苗案之后建立了“疫苗管理长效机制”了呢？现在看来，似乎非也。那么，3年后再次出现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案时，毕掌门的确难辞其咎，被要求“引咎辞职”也在意料之中。
官员问责制始于2003年粪草当自强，被视为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步的一大表现。但是在我国，官员问责施行的是“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上问责下”为主，特别是越到高层的行政官员，越难以在“同体问责”中得到有效监督和追究。其直接后果是“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是对自己所承担的公共责任负责”。作为“异体问责”的主体——立法机关（如人大）却鲜少行使问责权，即便有罢免制度冷宫囚欢，也主要是针对自身存在违法犯罪的官员。
在近年来一系列问责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2008年石家庄三鹿毒奶粉事件河北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2013年吴被任命为河北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2007年被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依然主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苣姬。
毫无疑问，毕井泉三年药监改革成果显著。相比于很多惰政懒政、尸位素餐者，不失为一位敢干、敢担责的好官。但是，习近平曾讲过：“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但是马祖光，一着不慎毁于一旦。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功罪不可相抵。”
“在其位，谋其政”，功是职责所在。这些“挺毕派”正是对毕井泉政绩的极大认可。然而，面对无数受问题疫苗之害幼童的父母、家庭，毕井泉改革之功不能掩此之过。作为掌门人，这个“锅”背得不冤。
之后网上又铺天盖地的出现了为“毕姥爷”鸣冤的文章，理由还是前面所述，对既往功劳的赞叹，对力挽狂澜的钦佩，对后继无人的悲哀。
我是一向反感这样的言论的桑央嘉措。
习总书记曾讲过：「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但是，一着不慎毁于一旦。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功罪不可相抵。如果搞不好，领导干部的岗位就真会变成高危职业。」
错了就是错了王俊逸，要是功能抵过，去问问铁道部刘志军冤不冤？只让辞职没有追责已经很不错了；
管理一个地方，规范一个行业，我们需要的，是法治还是人治？我们仍旧还停留在“希望皇上明查”的时代吗？社会在进步，GG在继续不配说爱我，既然毕局是才子、是能吏，前3年的努力，不应该就是在架构这样一个“法治”的医药行业吗？
推动一个行业进步的张舒扬，绝不应该是仅凭一个领导，而应该是良好的制度、广大的群众力量。众多担心毕局引咎辞职以后，后续者就可以不受监管、就可以大肆“开倒车”的群众们，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呢？我们的“四个自信”呢？
另一种论调是，这种处罚，只是一种作秀。看看三聚氰胺凯登·克劳丝，这些被处罚者，过几年不又是调任其他位置了吗？不又是在作威作福吗？
可是，官员被处罚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任职？这要看处罚内容，没有降级、没有官场禁入，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做事儿？
如若没有犯下重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即使是有罪大学生自习曲，（理论上）也都可以被选做为官员闲坐仙园，不是？
“一旦犯错，即要被踩得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想法很危险。要是被一直压制，邓老爷子不能三落三起，现在买个iphone估计还得用粮油券兑换吧？
而毕局，如果真的是个人才，即使这次从这个位置上下来了，因为其才能，到了其他行业/岗位，继续发挥光和热，带动社会进步，这难到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人们最担心的，人们已经失去信心的，是对处罚的理由，人员的定性、以及处罚程度。理由是否充分必要、人员是否无漏网之鱼、处罚程度是否合法合规，这些才应该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程序正义茶胡子，而不是结果正义，可能是更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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