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丽

炮里街道办村史-大长安

文献来源：《西安村落记忆》，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炮里村
距西安22公里，距长安城区19公里。东邻朱耿村，南邻田村，西邻伯夷坊村，北至鲸鱼沟。现有10个村民小组，702户，2660人，土地面积4010亩。
新中国成立前，姓氏基本为王、张、李、刘、谢、关、安、杨、魏等。新中国成立后，姓氏基本为张、王、赵、牛、阎、门等。王、张两姓占大多数。有句顺口溜“王一半，张一角，剩下都是杂窝窝”。
西汉时，白鹿原为一方土山，叫长寿山。山上尽生茂林，林中尽生飞禽走兽。因山中常年积流，且流水汤汤，日月久了，遂淤一沟。因沟荆木得水，势旺嚣然，后人便称作荆峪沟。后荆峪沟将这方土山南北划分为二。今之炮里便居荆峪沟南。后因世人口之误传，偕荆峪沟音为鲸鱼沟。汉时此处土山便为皇家狩猎游乐之地。后朝廷为强壮兵伍韩国最美10大女明星，遂差通晓火药之理之智者及大批苦民，至白鹿原炮里村一带，大肆砍木伐林，烧木成炭，以为火药之辅料，再成攻军之炮。旧时炮写作砲，村名也写作砲里村。
朝廷的过度采伐及后来的人为破坏，使树木茂密的长寿山变成几近秃然的荒原。当时伐木者中的一部分人，因失业且无力置地，为生存之需，便在此地构造茅屋，开垦山地，堵水为田，集群成村。
唐初将此地封给开国大臣郧国公殷开山。原居住此地的人被迫迁至今西安城区曲江村、大鲍坡、马连滩、铁炉庙、金滹沱等地。此地便成了郧国公的庄园，人称郧庄。故有民谚：“上有天堂，下有郧庄。”为世代霸有此地以镇邪气，郧国公在炮里村东西各筑一庙。东庙为圣母庙，西庙为五大菩萨庙。在两庙前各筑一塔。东塔皆用板瓦筑建，西塔却是青砖筑建。故炮里村亦称作双塔镇。明洪武十四年（1381），炮里村改称为郧庄里。据《咸宁长安两县志续志·祭祀考》载：“圣母庙在元兴仓砲里村，庙前有古塔，纯以瓦渣砌成，俗称瓦渣塔。塔前嵌石一方，镌‘天启丙寅’。”
至明朝中叶，炮里村却是一方名镇了，是白鹿原上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村民不仅勤于农耕，苦于桑麻，且精于商贾。时至今日，村中还流传着关于昔日繁荣之“七井八涝池，二十四个丁字街，四十八个庙宇”之说。
村民至今还对圣母庙前的瓦渣塔有着不尽的传说。说是每年夏季，狄寨原上都会出现严重的干旱，以至庄稼颗粒无收。于是，狄寨原上的人们便成批结队的手持高香大蜡，一路敲锣打豉，带着神汉巫婆奔赴秦岭太兴山，设社围坛，泪水涟涟地跪拜苍天，以求神水。
新中国成立后，村子虽地域偏避，受地理及自然条件的制约，却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后，更新思想观念，转变固步自封的思维方式，先后建成面粉厂、缝纫厂、木器加工厂、农业机械化修理厂、煤厂、酿造厂、建筑队等。大胆调整产业结构，发挥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的地理优势，科学规划，首先发展以西瓜、花卉为主导的产业及配套产业。近几年来，规模化地向绿色无公害农业进军。进一步加强了村容村貌建设，投资16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3万多平方米；投资25万元，建设村两委会的办公场所；进行村内电网的低压改造，建设人蓄引水工程。
2010年，引入陕西文化促进会的开发商，预计投资1亿元人民币，修建一座具有现代化水准的百万碑林，必将带动炮里人第三产业发展。
北桑村
地处炮里街道以东，西邻炮里村，东临刘村，南邻南桑村，北临鲸鱼沟。与西南方向的前村、西北方向的后村毗邻，成三角鼎立之势。现有4个村民小组，321户，1260多人，土地1120余亩(不含鲸鱼沟土地)。姓氏为朱、耿、曹、王、杨、李、屈、魏、苗等，其中朱、耿为绝大多数。
北桑村最早称为北三郧。唐初，所在地变成了郧国公的庄园，人称郧庄。据传，现在的桑村小学所在地便是郧家祠堂所在地，原有庙宇十多间，后因陕西回民造反大肆屠杀汉人，路经此地一把火烧光。现存九天圣母庙（原桑村小学教师宿办），是三郧村后人在郧家祠堂原址捐资建造的。
相传郧国公家族，亲门后辈因血缘关系，分别在郧家祠堂周围居住。宋初，郧国公封地被废后，宋朝依据当时人们定居现状建立了三个自然村。分别为南郧庄、中郧庄、北郧庄，因三庄毗邻人们习惯统称三郧村。后因历史变迁，北三郧地处鲸鱼沟畔，远离南郧庄和中郧庄而独立成村，被称为北三郧村。即现在北桑村最早的村名。
相传北桑村以南，南桑村以北，当年有成片桑田。所以把桑田以南称为南桑村，桑田以北称为北桑村。据清嘉庆《咸宁县志》记载，北桑村亦记为三郧村。
民国初年，北桑村曾被分为北桑朱家村、北桑耿家村。新中国成立后，北桑村改为朱耿村。2006年，村委会以群众强烈要求为由，上报长安区民政局批准，又将朱耿村改回现在的北桑村。
朱氏宗族，据传现在生活在村中的朱氏宗族，原祖籍为山东。西汉时移民今陕西西安东南杜陵原上下朱坡村一带。西汉灭亡后，朱氏宗族散居，其中朱门兄弟四人北迁至现在村子以北鲸鱼沟内开坡种地谋生，后成家立业，逐步迁至塬上北桑村定居至今。朱氏宗族辈分为：“永孟进明兴，腾善广廷万，恒培文怀兆，永世克建成。”
耿氏宗族，据说耿氏宗族祖籍为河南温县，秦时一直散居陕西。西汉时有一名为耿寿昌者被赐爵关内侯。其子孙族亲居留西安，家族败落后，散居西安周边。其中一门耿世祥者，率内侄耿辉云徙居白鹿原南岸现北桑村以北鲸鱼沟内，开坡种地，种植芦苇，以编造芦箔工艺为生，成家立业后，到宋时迁至塬上北桑村定居至今。耿姓辈分为：“孟碧能荣柯，生学进明廷，振兴大富化，万倍永巨和。”
村西有九天圣母庙（九天玄母庙）、瘟神庙、娘娘庙、无量庙；村东有土地庙；村北有三义庙；村中有城隍庙。其中三义庙、城隍庙已被拆除。村西、村南、村东北方向各有一座古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拆，其中村西无量庙前一塔在“文化大革命”后，由就近村民捐资助劳重新用砖砌建而成。
村原有六口深井（30多丈深），除村西杨家井和无名井，其余四口井（各小组一组一口）是村人的生命井。后村民集资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关怀，打深井建水厂，解决人畜饮用水问题。现在村内家家都安装有水龙头。
村西九天圣母庙前现有千年古柏一棵。村中原城隍庙前有一长2.1米、宽0.6米、高0.58米、沿厚0.10米的青石水槽一个，据说是唐朝至今西安地区少见之物，传说是郧国公殷开山当年给爱马饮水所用之物，2009年修村中水泥路时被推入村中涝池里的垃圾堆中，已经面目全非。
村中涝池旁有一直径达1.5米，身高近3米的皂荚树，在炮里街道算得上是首屈一指，据说有千年之久。遭雷击、受火灾后，但由树身上顶周边发出的新枝挺拔叶茂，因未列入古树之列，高兮妍被一村民占为己有，2007年卖掉。
20世纪50年代初，利用鲸鱼沟的河水，修渠引水建造了白鹿原的人从未见过的水打磨。60年代初，买回了柴油机，办起了炮里乡第一家磨面房。70年代初办起了麻绳厂，联系电力部门，并说服动员前、后村的人共同安装了变压器；为村里拉了电，建起了炼铁炉，办起了炮里乡第一家翻砂厂。70年代中期成立了基建队、创办了编造厂，在鲸鱼沟栽种紫穗槐和各种果树，种植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开展美化鲸鱼沟活动。70年代末，先后创办了砖瓦厂、木工厂。
农村土地承包后，除努力搞好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丰产增收外。走出去学知识学技术，经商，参与多种劳务输出，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居住条件，改变了村内环境，走上了小康之路。
村子在白鹿原鲸鱼沟南岸可算得上是神文化之首。取水，属神文化之列。新中国成立前，村中大太白、二太白、三太白、杨四将军、六太尉、齐天大圣、八位尊神、老老黑虎、小小金童等众神之角将个个齐全。而且，这种神文化往往通过人们求神给世人看病或久逢大旱之年取水活动得以发展继承。这种情况20世纪60年代还盛行。
社火已有很久历史，有东社北桑村（北桑村）与西社（现前村、后村）之分。由于有东社与西社之分，所以北桑村的社火在竞争中越耍越大，越耍水平越高。出了西安城东门，说起北桑村的社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时为了比个高低，同时也为了防止对方有意破坏，出社前，在每桌社火下面、暗藏棍棒、刀斧等，以备生死决战。有时为了抬社火，弄得亲属互不往来，乡党之间破口骂人的事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后，虽说各自耍过几次社火，那种拼命争强好斗的精神越来越淡，越来越和善。
清光绪间，朱家门里出了一个县衙知事，名朱广亮，在兴安府任职(今安康山区)；1912年耿家门里出了一个秦腔艺术名人，名耿善民，小名善娃，西安易俗社第六期学生，工须生。1942年因肺病复发治疗无效，永辞剧坛，时年仅29岁；老红军耿廷焕，1922年生，1936年11月，徒步30多里，到蓝田县吴村庙入伍（时年14岁），先后在红七十五师、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团、晋察冀边区后方医院、独立团三纵队、中国人民大学、抗美援朝东北空军卫生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陕西通远坊干部疗养院、华县医院、临潼医院等任战士、卫生员、司药、医助、医生、所长、副科长、医务科长、院长等职，1979年离休，2005年去世。
耿兴余，笔名丛林。1941年6月2日生于陕西镇安县干沟乡，1948年回到祖籍长安，就读于桑村小学、二圣宫中学、引镇中学。1960年参军，1965年提干。1983年借调到中央《红旗》杂志社作摄影记者、1984年从武汉军区空军航空兵第二十五师转业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主任记者。中共中央《红旗》《求是》杂志高级记者，中国知名摄影家，获国际摄影金奖、世界华人艺术大赛展特别金奖、共和国50年新闻奖，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和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参加采访过数届人大代表，中共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40周年、50周年、亚运会、奥运会等重大活动。采访拍摄过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在西安、桂林、柳州、首都国家美术馆、丹麦哥本哈根举办个人艺术摄影展。2001年12月退休，现为《求是》杂志研究所研究员。
耿兴彦，高级职称、研究生学历。1964年元月应征入伍，1972年转业地方从事教育。1994年创办新疆旅游学校，担任校长、法人代表。创办新疆方舟旅行社，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法人代表。与他人共同创办新疆南湖经贸旅游学院、新疆高级职业学院、新疆科学技术学院，并担任院长。荣获平安和谐校园全国先进管理者、全国教育科研管理先进校长等称号。专著《教育人生》在全国发行。在国内外50余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分别获得特等、一等奖。业绩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60余种国内外词典刊物等。
南桑村
坐落在白鹿原的中段，海拔650米。2012年，有8个村民小组，330户，1368人，土地面积2000余亩，1300余人。村北200米处，过去有高达10米的陵墓两座，占地约1亩，无碑记，相传为郧国公之墓，因而古时也有“南山郧村”之称。
“文化大革命”后期，将炮里公社南桑村改为向东公社东方三大队，两年后又复原名南桑村。村内一条一华里的东西正街，东头一座菩萨庙，已残缺不全。建于清嘉庆四年(1800)，庙内现存三搂之粗的国槐一株，已被国家相关部门登记保护。1945年改为“国民小学”，新中国成立初在此办扫盲夜校，全村人在这里学唱“国际歌”，1956年挂牌为“南桑小学”。村西一座三官庙与菩萨庙相继而建，民国初期曾办过私塾学堂。1966年挂牌为南桑农业中学，1969年扩建教室，改为“南桑学校”，邻村中小学生都在此就读。村中一座关帝庙建于光绪七年（1881），清代建筑风格，至今保护基本完整；村北边东、西、中相间三座砖塔，十余米高，相传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避邪、镇灾之用。三塔在破四旧时拆除。
新中国成立前，不足600人的村子，土打墙，泥瓦房，有民谣“白鹿原、长寿山、手掌一伸摸上天”，“不管大小旱，见苗收一半”，一直处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一代又一代的辛勤耕耘，渴望幸福，尤其是在民国18年（1929）经受了一场大的旱蝗灾，人畜伤亡，当地人称“遭年馑”。
1962年春，熄灭油灯，推倒石磨，告别“井绳辘轳把”，全村通电，十里八乡，远至蓝田前卫镇的人们，车拉畜驮，来南桑村中电磨子、压面、弹棉花。
新中国成立后，因村里有古代搞建筑的基础，组建“古代建筑工程修缮队”，首期工程就是名扬天下的唐代大雁塔、小雁塔塔基和塔顶的修复，完工后得到省文物部门的好评。紧接着又承接陕西现存规模最大的明代建筑——西安钟楼、鼓楼的屋面翻修工程，1962年又进驻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东大街五一剧院、陕西碑林博物馆、西安西门城楼等进行修缮工作。
1982年，村古建队再进碑林，重修石刻馆，新建第七展室，复修周、秦、汉展厅。同时又进蓝田水陆庵、大学习巷清真寺、大皮院清真寺、小皮院清真寺、长安兴教寺、兴善寺、西安卧龙寺、荐福寺、八仙庵等，1985年，古建队赴新疆、河南、山东、甘肃等地承接工程，部分古建技师甚至受邀远赴法国修缮中式建筑。
20世纪60年代，村子就采用了多种经营的方式，1963年成立木工厂，供应西北政法学院、外语学院等数家大专院校的课桌和办公家具等。同年又成立羊毛厂，村里妇女们数百轮纺车转动。1971年成立麻绳厂、铜锅厂等一批村办企业，使集体经济在当地屈指可数。
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到本世纪初演过三次传统的彩台大戏，风格独特、场面空前，观众过万人妖颜媚世，誉满白鹿原。《长安县志》曾有记载，1953年就有秧歌队，1963年成立村业余剧团。
在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的口号下，1969年打成120米的深井，被长安县誉为“高塬第一眼”，西安市委、长安县委前来祝贺。西安市团委及数家单位的文艺宣传队前来祝贺演出，本村业余剧团还自编剧目《打井记》一并祝贺。
如今，数百年沧桑荣辱俱已成往事。村民的衣、食、住、行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合疗、养老、义务教育、取消农业税等惠民之举的深入落实，使现在的村民已无后顾之忧，大踏步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东岭村
处于白鹿原南麓，靠塬坡的中段，紧贴汤峪河川阳坡的南塬塄上。东有三布村，东北有南桑村（古为三郧庄之一），北有三北桑村（古三郧庄延续的朱耿、后村、前村），西有西岭村。自古以干塬塄子著称。以小麦、玉米、谷子、荞麦为主产。解放后，可能是为了与谢氏西岭相“对应”，而改为东岭村。2010年，有11个村民小组，547户，2430人，耕地2300亩。
村中以原有的大涝地和老爷庙（关帝庙）为“轴心”，依自然之地形，三足鼎立，围水而居。共分为东、西、南三个自然社群。东社以冯、何、刘、赵、谢姓为主。西社以谢姓为主，吴姓次之。南社同样以谢姓为主，吴姓次之，另有少数王姓参居其中，三社户居人数大致相同。
据老人们讲，早在宋明时期，村中就有能人雅士，按谢家岭村北高南低，头枕福地白鹿原，脚蹬圣水汤峪河，西顾莽莽雄伟的长安城，东望巍巍险峻的秦岭山的自然环境和“风水”走向，设置为面南背北，魁星点斗之势。以老爷庙为魁星之头胪，大涝池为魁星之五脏，猴神楼子与周边草坪为其六腑，左手抱印持令旗，右手高高举起，持以村西牌楼为“笔”，左腿以弓步之姿，紧蹬村东南边的高耸孤塔，右脚以金鸡独立之势，直击村西南坡边的文昌神庙，右胯边，还有求子增嗣的四合院娘娘婆庙，和其身后的南社小涝池。意在辈岀英雄豪杰与名流学士，以祈望为国报效，建功立业，造福百姓，光宗耀祖！只可惜，仅存的娘娘婆庙，还是在数年前，由村中的“香客佛子”们集资，在原址上草草重建，规模只有原庙的1/3。
关中大地震时，该村毫发不损。民国18年（1929），陕西大旱，颗粒无收，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加之“虎烈拉”瘟疫如洪水猛兽，饥饿和瘟疫笼罩着关中大地。而白鹿原上的庄稼“憨”们，仅用南坡的谷子和塬上的手拔麦（据说当年的麦子无法收割，每亩麦田只能拔回四五老笼）。加上野菜树皮和谷糠，做成一粒不碰一粒的稀光汤为食，渡过天灾病魔。
此后至新中国成立，也有村人资助过当时被困于葛牌红崖子的工农红军李先念、徐海东部队。也曾岀过其后在中条山抗日大战中，丹心报国，奋勇杀贼，视死如归而壮烈牺牲的无名英雄！
吃水难是困扰塬上人最烦恼的一件大亊。自古就有好女不嫁白鹿原，吃水更比吃油难！和塬上人不敢穿白衣服之说。更有甚者，川下人戏称白鹿原人洗脸，对面唾！宁给人一个馍，不给人一碗水。
1940年前后，全村约500余户，2400多人，耕地2700余亩，仅有四五口深约二三十丈、尚可绞出黄泥汤的水井。然而，绞水用的全套“行头”，必须有约六七十斤重的大辘轳，五十余丈长、七八十斤重的牛皮筋绳，两个绞水用的“下井”（小木桶），四个可盛八“下井”水的大木桶（专供往回担水用），和水担等。仅此一套价值不菲的“行头”，值过了穷汉家多半个“家当”。因此，穷人也只能望“井”兴叹耳！其中的规矩是：将全套工具找齐运至井台者（必须是硬劳力）为“绳主”，撴绳帮忙者（多为妇女）为“采水”，绞上来四“下井”水，可盛两大桶为一担，绳主与采水者各担回一担。而采水者不能“连采”，只许以先来后到为序而自动排队，采回一担水为“一轮”。绞水全部过程中，却有着自古遗留下来的一种“人情化”的习惯与“规矩”。那就是，若有路过的行人，与下苦渴极者，或是家无劳力，老弱病残与有急亊无水急用者，均可不用出力绞水，便可在井边喝饱解渴，或用盆罐盛回一餐之需的水，此则美其名曰为“借水”。
饮水奇缺与绞水“难敞”的现实，迫使村民视水如命，惜水如玉。大凡牲畜饮用和洗脚、洗身、除污垢、淘粮食、洗衣、洗娃褯子及任何脏物，甚至淘洗泥菜等，均须在被今人视之为“极度污染”的大涝池中去“具体完成”！因之，虱子臭虫“恣意横行”，难以根除。
20世纪70年代，由县上水利部门支持帮助，打成了数眼近200米的深水机井。至此摆脱了数百年来的饮水困惑，解放了劳动力，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卫生习惯。2000年左右，重新铺设地下管道，送水到户。
由于白鹿原上的土质为不含沙杂的红立碴黏土，遇水黏如胶，干后却硬如砖的缘故。新中国成立前，人们雨天岀门不是打赤脚，便是穿“泥屐”。家家均有，人人必备。沿用至20世纪60年代，还有人因买不起胶鞋而仍在使用大界王。穿短腰胶鞋比较方便，但却易带黏泥，愈集愈重，甩之费力。所以近些年来，塬上人只能穿上高腰胶靴，方可适用。为此，家有几人，必有几双，也当称塬上人家中的一种“景观”。近年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为全村铺筑了水泥路面。
住房问题自古也是塬上人发“熬煎”的一件大亊。查查过去，一生盖不起房的老人，为数过半。即就是“东拉西借”地盖上几间小小的“撅勾厦子”，也多为举手摸上椽头子，进门低头撅勾子，屋内是个深坑子，前走数步碰鼻子的低矮、间口窄，遇雨就心慌谋乱的土房子。近些年来，农民包里有了钱，破除了祖辈以节俭刻薄，有钱穿在肋子缝上，既怕露富，又舍不得花的过时观念。框架防震式，砖混结构的洋楼别墅，在村中也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20世纪70年代初，塬上农民仍然处于原始耕作状态。只听生产队铃响，蜂拥而至，有活没活，只知一窝蜂式地陪着日岀日落。劳累一日，也不过仅值寥寥可数的几毛钱。甚至有年秋季，干旱无雨，秋粮几乎绝收，劳动日只值一盒火柴的八分钱！如今，从耕作到收获的全部过程，已完全机械化，甚至用上了高科技！亩产过千斤，已为平常亊。
据老辈人讲，早在明末清初直至民国时期，就有东、西、南三个社火局，自立门户，各自为政，却因资金奇缺，均以“烂大社”著称，轰轰烈烈地演绎着民间社火。若要说到取水，据老人们讲，因为村大能人多，清末民初，本村就有著名的老黄龙、小黄龙，和悟空大圣、三大神尊“角令”。每至暑天干旱，塬上秋庄稼几近枯竭之时，三位神尊“角令”，头扎黄裱，身穿坎肩灯笼裤e拓建筑网，脚上麻鞋裹毡子，坐在老爷庙前的太师椅上，接受着村中头人“请神下凡”必不可少的焚香、燎裱、叩拜祈祷“仪式”。
除了取水、耍社火外，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以戏曲大村之头衔，让方圆村寨乡镇刮目相看。并引来不少外村爱好演唱的大姑娘嫁来。
富堂的小戏班：村中的小戏班长谢富堂老人，是位无儿无女，终生只有老伴一人陪伴的老人，一生别无它爱，却独钟皮影。皮影天黑才演，不误农活而为庄稼汉们喜闻乐见。演职人员不过四五人，戏中的千军万马与众多人物，单凭“耍杄子”（持皮影）者仅二人足矣！其余三二人，不但要敲拉吹打，包括“耍杄子”者在内，均为全能手的“戏母子”。
“算摇哥”的大戏班：因年轻时好赌而被人称作“算揺哥”的谢仲徳，曾为大戏班的班长而名噪四方，也为其后村中的“自乐斑”剧团岀力不少。其弟谢仲民，也是名震山西运城的秦腔全能演员曾诗然，也给村办剧团当过教练。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上所说的小戏大戏的所有演职人员，全属自小家贫，没进过学房门，一字不识的“纯粹”睁眼瞎文盲！
“梨园”岀身的“半夜忙”：赵建全老先生，因是“易俗社”大衣箱与头帽等及前场的管理员，因往往彻夜不得休息，被人誉称“半夜忙”。而其弟赵荫民先生，也是当时“易俗社”小有名气的旦角演员。
驰名画匠谢大杰，是当时长安、蓝田，山里山外，乃至西安省城著名的泥塑木雕、仿唐绘画的绝技高手，传徒颇多，盛名远扬！可惜中年早逝，留世的经典杰作甚少，仅有数副，也被不懂艺术的后人当作平常画卷，遗失已尽。
目前，村西的完全小学，六个班级，在校学生120多名，教师13人。包揽了周边六七个自然小村的适龄学生，覆盖人口约四五千人。
西岭村
位于浐河东岸白鹿原南缘中部，东与东岭村连畔，西和姚车村接壤，南与鸣犊任家坡、杜家坡和杨沟三村坡上坡下耕作，背靠前村。有2个村民小组，179户，749人。99%姓谢，一户赵姓，一户吴姓。耕地905亩。
根据《长安县地名志》载：明末清初已有此村，原名谢家岭。相传在白鹿原南缘岭上将信沟上岸最早居住的是谢姓兄弟二人，古时居住按“哥南弟北，哥东弟西”排列，因后代分散居住，东部发展成村得名东谢家岭，西部发展成西谢家岭，以后为了顺口叫谢家岭西村，清末简化为西岭村。
据村中“三老”回忆，谢家岭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在清朝后期，因家大人多土地瘠薄，一部分人为了养家糊口迁移到新村（原焦家洞）和蓝田县前卫镇谢家沟等地。1966年谢家沟人曾来西岭村认祖续家谱。
新中国成立前不足90户，近400人，全部姓谢。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迁来一户赵姓、一户吴姓。
据老人讲，明朝时村中出过一个给皇上教过书的老先生，因此史上曾有要进村子的或路过村子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平民百姓走南北小路”之说。老先生一侄女出嫁到侯村，走娘家上坡时不幸被酸枣刺刮破裙子，老先生奏明皇上买了条私路，就是今东岭村至侯村的小路。清朝时又出了一名教“皇学”的老先生，曾给子孙留下皇上的三道圣旨，其长子谢可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保留住圣旨，东藏西藏，2008年谢可全病逝，三道圣旨从此绝无声迹。
据村里“三老”回忆，在清朝时期，村中一个在外地做官的老先生为了使子孙后代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请来一个风水阴阳先生勘察地形花墨染，修建庙宇，经过几天的勘察选择了庙址，修建了娘娘庙和龙王庙，娘娘庙经过几次翻修成为现在的观音庙，龙王庙毁于民国初年。在村西北角有一个巨冢，由于无碑可考，无籍可查。由于耕者不断侵蚀冢体，面积逐年缩小，20世纪60年代初变为平地。
村中有一个坐化成神的土姑婆，其充满传奇而神秘的色彩。土姑婆出嫁于鸣犊镇张家坡，由于公婆虐待，在张家坡村北深沟水泉边找一破窑，艰难度日，后由于饥寒交迫坐化于土窑内。后人为了纪念其美德，在坐化地修建庙宇，塑了金身。因坐化地下面有一眼旺泉，每逢干旱季节，敲锣打鼓在此泉取水，回村“围坛”，取水后上至二塬子，小孩站在崖上大骂：“张家坡，操你妈，你把俺土姑婆给的扎。”张家坡村民只能默认，不许还口，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张家坡为纪念土姑婆，在村大路西，即原大队戏楼挂有画像，以供善男信女进香拜佛许愿，祈求福祉，以求心理上的安慰，精神上的寄托。“取水”、“围坛”说来也怪，往往不过三天，有时围坛还未结束，多少就会有雨落下来。
村南的东、西各有一个人工井，以供人畜用水。20世纪70年代有了机井后，人工井被人废弃，2010年填埋。村南东西还各有一个大涝池，大约都有一亩地，为全村雨水汇集之地，也为夏日人们种田归来洗涮，妇女洗衣服和小孩戏水之地。2012年被填平，涝池成了活动室。
改革开放前，该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谷子、棉花。1980年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以后，一部分土地种植小麦和玉米，一部分土地种植油菜等蔬菜和杂果树。农闲时村里一部分精壮劳动力去西安打工，主要从事装潢装修和粉刷工，一部分组建起建筑队在村庄周边建房。妇女从事缝浴巾、刺绣和绑花圈。
改革开放后，发生两次大的变化，一是1995年水龙头入户，彻底改变“宁给一个馍，不给一口水”的贫穷落后面貌；二是2011年在西安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帮助下，自筹资金20万元，完成村北街至街办环乡南路的硬化工程，在街办支持下建五间两委会活动室，配齐办公用品，安放6台电脑，开放一间农家书屋，存放各种书籍2000余套。2012年自筹24万元，新建房五间占地面积共1800平方米的老年活动室，并新打机井一眼和进行管网改造。在老年活动室两边建一座三间卫生室。
20世纪50年代，该村出了一个全国供销合作社先进工作者谢志敏（1957—1993），在京开会期间，受到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七尺巨照现悬挂于次子谢养乾正堂。
在外职工谢柳叶，系谢志敏之妹，197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受到华国锋同志亲切接见。
上塬村
位于炮里村西4公里，东邻鸣犊街道赵家顶村，南与鸣犊街道师村三村接壤，西邻鸣犊街道。
2012年，有5个村民小组，210户，818人，耕地1103亩。主产小麦、玉米。清初已有此村，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上塬村，清末写为上原村。2000年改为上塬村。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盗贼蜂起，群雄纷争，战乱不休，五代更替。繁华之地长安城内人心惶惶，生活在京城内的商家、书吏、文士中的有识之士商议成群结伴携带积蓄财产，携款出东门寻找避难藏身之地。行至现为白鹿原的上塬村蜗居藏身，山中羚羊、野魔怀网牛、白獐成群。水草茂盛，桑榆古槐皂荚树参天环抱，细流潺潺，遂选定现村南沟边离水源近处掘洞搭棚，蜗居苦度，时约900年。
先有陈、蔡、于、屈姓定居，后有黄、何、党、刘姓迁入。此八大户为村中老户。再有王、郭、李、齐姓住进。村中人口猛增，因水源不足，大户陈姓迁出塬东至郭村陈家沟水源充足之地定居。蔡、于、屈姓因生意兴盛，官运亨通，升迁搬出。老户黄、何、刘、王、郭、齐姓，繁衍至今。
清朝初年，又有湖北巨商郭姓与村好友在村买地盖房，现为村中大户。村中老户黄姓在清朝康熙年间，已有60多匹骡马的商贸驼队，往返于终南秦岭镇安、柞水、安康、汉中、紫阳来回贩运，名噪一时。后因道光年间土匪抢掠，火烧成灾，家道败落而贫穷。
清光绪年间村中王姓有武举人王凤鸣，坐镇西安南院，文举是用钱捐来，因此村中有文武双斗旗杆为王姓耀祖。清朝初年又出任两任知县（淳化、紫阳），人名不详。村中王姓在清朝做文案的人极多，因此赢得文化村的美誉。
民国初年，有与张凤翙同在日本军官学校留学的王天吉，参加辛亥革命，成为张的属下军官。民国23年（1934）间盗贼猖狂，村中大户为自保财资，请义和团高徒苏满军为师，给村中壮汉传教授艺，以壮村威自保。推举村中神面老六郭寓谋、彪形大汉王世禄为首领，集结村中壮勇30多人，传艺授符，自制大刀长矛、土枪、火铳，力求自保，自此村威大震，盗贼再无抢掠。
村中有古庙数座，关公庙分前后两殿。菩萨庙内有近百座神像，前后四殿。占地约十亩，有近一米大钟、大鼓，僧人三名。离村一里地有大唐名士袁天罡冢一个，冢高三丈，占地近亩，现已被破坏。
姚车村
位于白鹿原西部，炮里街道管辖区中部的南麓，村东毗邻西岭村，两村发展到现在距离只20余米。村南最低，向南慢上坡到坡楞上，坡下是鸣犊街道办的杨沟村。村西约600米为马炮路和韩家村，村北距炮里村和炮里街办约1500余米。新中国成立初40余户，100多人。现在119户，501人。耕地679亩。
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属王姓。20世纪50年代后，村中有了刘、谢、余姓三户杂姓。一户是母亲改嫁带来的刘姓儿子；一户为谢姓儿子奶在王姓家，长大后落户奶妈家，另买庄地盖房，娶妻成家；另一户为余姓，年老未成过家，为养老让余姓从山里搬迁来。
村子东、西较为平坦。村北最高，村西北方有条名曰拐路壕的小沟道，村西南约300余米是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深沟，曰“花马沟”。村南最低，是由东至南到西南的一条退水路，坡楞很高，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挡住“麦气”不跑。
传说，在村东北方有条小沟叫“赵洪沟”（历属该村耕地，后变卖、对换，现成为西岭村耕地），古代住着几户赵姓。村东古时有条南北大路与东西大路交叉成“十”字路，称为“姚家十子”（简称“姚十”），住着姚姓。“十子”的西北角有座圆形砖塔，西南角有棵三四围抱的大皂角树（树心已空，人能钻进树洞弄朽木烤火）。另有“车姓”就在现村庄某处居住（住处无处考证）。因此得名姚车村。
由于各种原因，以上三姓有的迁徙到别处，有的灭绝。此后，在这里居住的是“五姓”人。王姓人与炮里村的王姓人是同宗，老祖先的坟墓就在该村西南“花马沟”北岸，称为“王家坟”，是个较大的坟地，炮里村后开垦成耕地，公社化后嫌耕地太远，送给韩家村（因为坟地南、西、北均为韩家耕地）。
花马沟是个“丫”形深沟。西南岔沟归韩家村；南面为下游，归鸣犊街办二圣宫；只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归该村劝世贤言。在该村的沟内有冒水泉，周边生长着秆粗膘厚的芦苇，过去是编席、织簸的好材料。近20多年来，除梯田种植外，承包人种植了花椒树、果树等。
花马沟崖畔下曾经有四孔窑洞，其中一孔为“玉皇洞”，一孔为“眼光菩萨洞”，窑洞内均有塑像（在破四旧立四新时被破坏了）。另两孔窑洞为住人、放柴禾之用。古时候住着一名和尚，圆寂后火化，安葬在崖畔第三台梯田里，上面有一砖砌小塔。以后就由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家（家中无房无地）搬去，耕种土地，经营芦苇、树木，逐渐有吃有穿好起来。
村内东头有座小庙（无量庙，敬有无量、药王、瘟神三神）；两头有座大庙（关帝庙，中间为关胜帝君，东面为财神、天地、土地、两面为牛王、马王）。两座庙都破旧不堪，大庙曾经是村委会办公地。20世纪80年代报请长安县拨款修缮，上级未批。后由村中群众集资修缮。并给大庙塑关公像，小庙塑无量、药王、瘟神像。
村南有一大涝池，至20世纪60年代，是全村人洗衣、喂牲口用水之处。70年代在村西南角打了一口机井，才把过去东、西两口老水井废弃。
村子东西大道过去是一条泥泞坑洼不平的土路，20世纪80年代修成石子路。2012年又改修成水泥路与马炮公路相接。
建村时间已无法考证。只能从族谱上大体推算，大约在清朝中叶。
新中国成立前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住房变化不大，都是土木结构为主，最多就是为防止雨水西漂而用方砖或胡基砖包砌西墙。60年代后直到80年代略有变化，用砖砌柱代替木柱，改变成先砌墙，后上屋架，称为“脚踏担”。从清朝末到80年代，全村最好的房子是现今村民王彦博家的老四椽房，至今约150—200年，仍然坚固。90年代至今，由于机械化的耕种收割，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农民们在农闲时进城务工。21世纪初至今十余年来，拆除旧屋建设新居成为农村的一种新气象。现在走进村庄，一眼就可看到两层楼，一层平房和一层半的楼房是鳞次栉比。
新中国成立前，村中有时办“私塾”，有时不办，有时和邻村西岭合办，一般青少年只在私塾读上几年古书。大部分到十六七岁家长就托人去学手艺，到西安制鞋厂、纺纱厂及各类商业店铺、作坊当学徒、店员等。新中国成立后村中办起初级小学，初小上四年（学的新课本），考入桑村完全小学，接着上初、高中（引镇中学）。1958年、1959年，村中有3人考上大学。20世纪60年代有2人考上大学，一人在南京第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原南京一汽）任总工程师。2000年以来考入大学本科、专科的11人，中专生更多。
杨魏村
杨魏村的名字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拨乱反正时，因杨家、魏家两村房连脊，地连畔，又都较小，当时600多人，所以就合为一个村。杨家为一组，魏家为二组。全村现有2个村民小组，176户，710多人，耕地880亩，其中坡地80多亩。
白鹿原上下方圆百里，老人都知道个“三乖堂”即韩家乖堂、杨家乖堂和魏家乖堂。“乖”是“观”的谐音，或者是把“观”用土话念走音了。乖（观）堂的由来大概是三个自然村在清末合建了个观音堂（庙），三个村的子民受庙中观音菩萨的庇护保佑而取名，韩、杨、魏当然是三个村的主要姓氏。
观音堂庙址位于三村之间的“庙沟”北首，白鹿原南塬边，远光小学的旧址，现在的炮里街道中心幼儿园园址。
观音庙有三间大殿，望北向南。正殿是观音菩萨塑像。西殿是送子菩萨塑像，两侧边台上全是童男童女塑像及五寸大小的泥娃娃。不能生育的媳妇由婆婆领着上香点烛，祈求许愿，并偷回一个泥娃娃，揣在儿媳妇怀中抱回家。若来年生了孩子，领着儿媳妇还愿，上香烛点鞭炮，给送子娘娘搭红，多少给主持塞点烛火钱。东殿是药王塑像，长着六只手臂，亦称“马王爷”。大殿下首是东西禅房，共六间，禅房是主持、道士会客、诵经、生活起居之处。“文化大革命”期间，破毁所有神像。
新中国成立后此庙曾有私塾，韩明初老先生执教多年。1952年开办观音堂初小。1960年改为远光小学，因为韩、杨、魏三村这时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取名远光大队而改名。2000年改为“东芝希望小学”。现为炮里街道中心幼儿园苍狼绝爱，工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共投资1000万元，建筑面积3205平方米，可容纳300多名幼儿。
新中国成立前村中穷人很多，还有几户讨饭户，赵狗娃和他妈讨了一辈子饭，川塬上下有名。茅草房比比皆是，最有名的是魏家草棚老汉。老两口住着不到十平方米的草房，手能摸到屋檐，进门三尺坑，阴暗潮湿，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真是实现了40多年前一位驻村干部说的“梦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花果满村香，走路苹果碰了头”。
西垇村
位于炮里街道办事处西2.5公里处。2010年，有6个村民小组，381户，1480人，1500亩耕地。
新中国成立前百余年间，村名叫秦村寨。相传唐朝末年就有人在此安居。旧时筑有城墙，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现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些耄耋老人还记得城垣坍塌残留的小土梁。
新中国成立前二三十年，村名又改为秦村湾。因村址所处白鹿原西部一低洼地带，形似港湾之状，取“避风港”之含义，所以叫秦村湾。
合作化期间，全村分为三个社，西一社、西二社和西三社。高级农业社期间，村名随着社名改为跃进社。
1958年，鸣犊人民公社成立。东塬上设立管理区，西垇管理区辖西四村、寨子、韩家、杨魏村。鸣犊公社由于管理区域偏大，诸事不便管理，此间长安县在东塬上设立炮里人民公社。村名又变更叫做西垇大队。这个“垇”字，准确读音为“ao”，那么人们为什么读“wa”，这虽为误读，但实为沿袭老村名“湾”字的转音而来。改革开放以来，村名才正式定为西垇村，至今未变。
村民居住集中、整齐。多年来就有党家巷、晁家村、东西杨家巷、彭家巷和小村，均按姓氏和近血缘关系集中有序的居住。
由于地处高原，千百年来村民吃水困难。村中六组各打一眼井，吃着用辘轳绞的36丈深的井水。有两槐、三皂、一古塔。党家巷和小村各有一棵大槐树，尤其是党家巷这棵古槐树，树身直径有1.4米，树心虽早已空洞，可枝叶仍然茂盛，树龄约有1000年，有“神槐”之称；晁巷、党巷井旁及村东南边各有一棵皂角树。这三棵树的树龄看似相差无几，都有数百年，树身高大，均已空心，枝叶仍显繁荣。位于村子东南方有一六棱三层带着顶，青砖砌成的古塔，棱角分明。六棱喻示东南西北和天地六个方位，塔身南面有一很浅的小堂，堂内左上方雕刻着一轮月牙，右上方雕刻着一轮太阳，取“日月轮转，正气长存”的意寓；堂中雕刻着“姜公神位”四个大字，取姜公辟邪镇妖之寓意。塔身约三丈五尺高，据村中老人讲，古塔足有数百年的历史。无论做工和塔龄均居白鹿原之最，“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坏。
有一大五小六座庙。小庙有老君庙、土地庙、瘟神庙、文昌庙、娘娘庙，大庙为菩萨庙。小庙新中国成立前被拆除。大庙是村民集资于清光绪二年(1876)农历二月初六日建成，坐北朝南，分上、中、下三个殿。上殿为五间厅，其余为三间厅。1952年，神像被毁。为做学堂，雕花门窗被拆掉，重新更换。20世纪80年代，大庙仅存的外壳又被全部拆掉，改作他用。另有一大两小三个涝池。
一年过“两会”。忙罢会，是本村及本塬上久有的民俗。庙会，是位于村中心大庙的古会，会日是农历二月初六。
新中国成立初期，秦腔剧社(也叫自乐班)，是由群众自己捐资，自己搭台唱戏的自发的业余组织，有近百名村民参加剧社。还聘狄寨原上薛永忠为教师(导演)，这薛老师多年在外县剧团当演员，又任导演。本剧社排出了《铡美案》《老碗计》《状元媒》等几回本戏，也排出了《四郎探母》《祭灵》《放饭》等十多出折子戏。还曾被蓝田县上庙村、灞桥区狄寨二塬子等村聘请前去义演。新中国成立前搭彩台就誉满乡里，新中国成立后搭彩台声震方圆。20世纪80年代搭了一座叫“五凤楼”的彩台。
1941年长安推行国民教育时，西垇村小学就是全县成立最早的34所小学之一，当时叫元兴乡中心小学。首任校长刘子琛，二任校长吴志汉以及他们带来的教师王新茂(原长安县县长)、魏宏西、魏朝西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后校长又换成王作栋(原长安县卫生局局长)领导的教师屈建军，田德英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办学近70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才和党的优秀干部。新中国成立初为扫除文盲，在校内又办了“农民夜校”“农民冬学”。大庙外墙上刷着一米见方的醒目标语:“少在家中坐，抽空上冬学。”20世纪60年代，西垇小学发展到9个班，有学生近500余名，现在全村已毕业的大学生就有62名。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民众曾有一段辛酸的历史。吃的野菜，喝的稀包谷糁，泡着豆渣疙瘩，多数家庭无隔夜之米。村民有顺口溜为证：长安白鹿一条原，自古贫瘠少吃穿。困难时期又遭难，生活困苦真可怜。拽犁挖地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山。一天两碗稀溜溜，户户都是缺粮人。
1962年，羊毛绒生意冲击着大西北，也冲击着白鹿原的西垇村。妇女多为纺毛绒挣工钱，男人去八仙庵买生毛，去尚勤路、尚俭路加工，回到农村发放。然后把批量的成品线带到西安、广州等地去卖，收入还挺可观。村民有顺口溜为证:六二年，纺毛线，家家户户车轮转。我买毛，你纺线，队长派活不想干。秋不收，地不种，背的羊毛拿的称。去西安，下广州，回来赚钱一兜兜。
“社教”运动以后，村中的几届领头人也曾带领村民先后办起了压面、磨面、粉碎饲料、加工剧装、缝纫、建筑队等企业，以及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改革开放后，两委会班子带领村民艰苦创业，兴办骨灰墓园，终于探索出新路子，创出了新成果。1988年，联合创办寿阳山骨灰墓园，是西安地区除了三兆墓园外，成立最早的骨灰墓园。1996年美国殡葬协会一行28人到墓园参观、访问。原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到墓园参观、题字、指导工作。截至目前墓园已安放骨灰1.3万具。
与此同时，加强村容村貌建设，硬化村道路6.4万平方米，修排污沟150余米，修垃圾台6个，安装路灯168盏，又打百米深井一眼(全村共3眼)，彻底解决人畜饮水和建房、生活用水，100%村民用上自来水。又投资4.6万元建起了两层24间660平方米的村两委会综合办公楼，投资18万元建起了村民娱乐广场，购置了健身器材，又先后投资41万元，对村办小学的教学楼、环境进行了改造，1992—1995年全村小学生免费上学。投资4万余元进行村道两旁的环境绿化。投资近20万元建设环村林带，植国槐4960株。95%的村民盖了新房、新楼。被省、市、区评为“小康示范村”，“小康示范党支部”等。
伯坊村
伯坊村，原名伯夷坊。东接炮里村，西邻西垇村，北面是鲸鱼沟，南面是广袤的肥田沃土，一望无际。2012年，有8个村民小组，558户，2100人，近2300亩耕地，盛产小麦、玉米和特产竹子。是一座塬坡相拥、沟壑纵横，三区县(北接灞桥区、东邻蓝田县)交界，人文历史久远深邃的古老村庄。村民以封、张二姓为主，还有孟、王、李、兰、权、安等姓。
距今约3000年前西周王朝时，这里是伯夷、叔齐二人的居住地。武王克商在镐京(今长安区斗门一带)设都，天下归周，伯夷、叔齐自以商朝臣子，脸上无颜，耻食周粟，兄弟二人退隐到长安首阳山(今伯坊村)，以一种蕨科植物“薇”充饥，穷而饿死。关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的传说故事，可以说在伯坊村尽人皆知。据村中老人传，村北荆峪沟的半坡上尚有一处泉水，人们称之“伯夷泉”“驮水泉”，沟沿岸坡今种植的大片竹林，以及附近长满撒金柏的柏岭坡，就是他兄弟二人生存之夷齐庙出土文物地。20世纪70年代，此地因滑坡而搬迁到沟沿独立形成的自然村，是伯坊村七组的部分村民，共9户36人，除一户姓陈，其余全部姓王，故名“王家沟”。这里就是西周夷齐庙的所在地，传说宋代修建。清代《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祠祀考》载，“夷齐庙在白鹿原伯夷坊西，建始无考。祠近鲸鱼沟有泉，曰伯夷泉，水清多竹，境亦幽胜。”新中国成立前后，此庙被政府建成齐皇庙小学。有庙、塔、亭及多种古迹，1966年拆毁。
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伯坊村分为伯坊一村、伯坊二村、伯坊三村微不足道造句，后划归狄寨乡、元兴区、鸣犊区、炮里乡(臼东公社)管辖。
据伯坊村中老人讲，古代白鹿原曾被称之“天下第一福地”，老百姓们俗称白鹿福地、万寿山。因为这里塬高坡陡，地势雄伟，浐灞二水，依塬雨而流，塬上平坦开阔，土地肥沃，风水好，又是长安城东的天然屏障，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代曾有人赋诗赞颂:“鸣炮晚日禁城东，渭水晴烟灞岸风。都依柳荫回首望，春夫楼阁五云中。”由此可见昔日的繁荣景象。
村边的鲸鱼沟，是白鹿原东从蓝田县孟村乡流淌下来的一条常年性河流，20世纪50年代人们封沟筑坝，积水成湖，演变成今天的旅游风景名胜区。
村民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兼搞多种经营。2008年，长安区水务部门在北桑村打了深井，建成供水站，铺设自来水管网，从根本上解决了炮里、伯坊、南桑、留村、布村、北桑村(前村、后村、朱耿村)6个行政村万余群众生活用水问题。近年来，还修筑硬化村内外的主要干道。目前，村民中的机械吊车和无公害蔬菜作务已经形成规模，传统手工艺竹编、竹器、纸扎和花灯等产品加工，享誉西北，远销蒙古、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随着长安区和炮里乡两级政府部门修通了马(兴)炮(里)路、留(村)塔(嘴)长安段及通往灞桥高桥村的高炮路，开通919路、405路等公交班车，把村子与外界迅速对接。
该村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涌现出不少各领域、各阶层的杰出人才，诸如曾担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封志忠、西安市化工局副局长张谦耀。最具代表的当为著名戏剧家封至模先生。
封至模，原名挺楷，字至模。祖籍长安县炮里乡伯坊村。清光绪十九年（1893）古历十一月十九日诞生此地景龙池，因祖上迁居西安古城东关龙渠堡经商，10岁起先后在长乐坊花神庙、八仙庵学堂、开通巷高等小学上学。1921年毕业于西安第一师范学堂，后考(即今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专攻美术。当年，结识了荀慧生、尚小云等京剧名家。1922年暑期回到西安，加入票友班社，登台演出获得成功，震动西安剧坛。同年秋，旅京秦人为陕西大旱举行救灾义演，出于对家乡人民的同情，粉墨登场。1931年加人西安易俗社，负责艺术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以岳飞抗金的故事，编导《山河破碎》《还我河山》。1938年脱离易俗社，与当时旅陕京剧名流筹办了夏声剧校，后又创办省立戏剧专修班、上林剧校和晓钟剧校等，为京剧和秦腔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协戏剧组副组长、西北文化部戏改处副处长、西北戏曲研究院训练班主任等职。1952年全国戏曲汇演前，亲自为刘毓中改编导排《卖画劈门》，为苏育民导排《打柴劝弟》，为孟遏云导排《游龟山》，分别荣获表演和演员一等奖。同时，还进行戏曲改革，培养出李瑞芳、马兰鱼、萧若兰、陈妙华等新一代秦腔演员。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导致半身不遂，处境艰难。1972年只好迁至南京，居住在儿子封玉书工作的南京乐团，1974年8月8日因忧郁而病逝。一生创作、改编、整理出秦腔剧本40余本，戏曲理论著作颇丰于金源。
村中曾留有四进式庭院及偏房等家产，新中国成立后被乡政府用作医疗卫生机构。
布　村
距西安市21公里，距长安城区20公里。东邻蓝田县田湾村，西邻炮里街道东岭村，南邻魏寨街道侯村，北邻蓝田县布村。现有土地928亩，沟地1000亩，703人，156户，6个村民小组。以熊、刘、巨、吴四姓为主。
古时人称四布村。四布村，顾名思义，是由阎家布村、王家布村、乔家布村及布村沟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除阎家布村归长安炮里外，其余布村皆归蓝田县所辖。
在明洪武年间，称布村里（因明洪武时，户头达100户以上村子设里，故布村里户头至少达100户以上），系咸阳、长安两县四十六古里之一。据传，唐时一阎姓家族就居住繁衍在这里。至今许多地方，人们还习惯冠以阎姓号头。如阎家坟、阎家涝池、阎家街、阎家井等。后因战乱及自然灾害，清末阎氏家族绝门。北宋时期，阎氏家族家业正为发达时，刘、巨两家族亦迁徙至此繁衍生息。但刘、巨两家族门户却是蹊跷，刘氏家门繁衍至10户，巨氏家门繁衍至8户，再也无法繁衍门户。如若刘氏家门繁衍超出10户，巨氏家门繁衍超出8户，刘、巨家族必遭大难，暴死人丁。直到现在，刘氏、巨氏的后生们还流传着刘不过十、巨不过八的说法，并对此疑之惑之。熊姓家族为春秋战国时楚荆王熊通后裔，后因楚败落，熊氏家族四处散居。一部分人迁至陕西柞水凤镇，元朝中期迁至村中。吴姓20世纪50年代由蓝田前卫镇香村至此，为上门外甥。
关于布村的得名之说有二。其一，在晋朝的十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部落大量拥入关中，关中汉人视少数部落为敌，为御外敌入侵，各村寨便为自家筑修了城堡，并以堡称谓。后因堡与布在关中一带，读音相近，以堡谐为布音，布村以此得名；其二，古时炮里原上盛产棉花，有许多布匹手工业者，以织布为生，时常将布匹拿到布村来交易，布村遂形成了一个以交易布匹为主的市场，布村以此得名。虽各有其辞，但皆无史料可依。
改革开放后，布村人打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冲破了固有的小农经济意识。新一代的科技型农民刘忙库、刘伟峰，依自然环境及独特的地理优势，占地110亩，投资160万元，建成集西瓜育苗、试验示范的标准化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西安市神鹿西瓜种植基地”，成为炮里原上第一个无公害绿色农业科技专业户。基地育苗，不仅供应长安，还远涉灞桥、蓝田一带，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解决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力安置问题，更为土地合理流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该村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子。每至春节前后及农闲时，进行社火表演，誉满乡里，名传四方。其社火是真正原始意义的以社庙香火而结伙的民间文化活动，同蓝田、灞桥等周围社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每当布村耍社火时，周围的社庙无不前来捧场祝贺，并加入其中。然而，依然生活在布村的熊氏家族，虽然经常于内心问耻于上古的祖先，他们曾妆扮过无数次昏庸无道的君臣，但从未扮演过曾闪耀过中国历史上的熊通（春秋时期楚国君主）。
据传，在唐时阎氏家族的昌盛时期，阎氏家族为了后世兴旺发达，出粟谷六十二石，小麦四十石，布匹三百匹，丝绸一百匹，雇工三十人，于村东北角修筑一寺，曰白鹰寺。占地18亩，规模宏大，气势恢弘，香火旺盛，八方求祈，实乃一方名寺。据兴教寺碑文记载，杜甫乐游长安路线，首站为兴教寺，第二站便是白鹰寺。根据白鹰寺现存砖瓦上存记的文字得知，白鹰寺于乾隆年间进行翻修。虽然白鹰寺中间的汤房、厢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不复存在，但前后大殿却依旧魏然屹立在那里，供布村的后生们读书，做了学堂。
刘兆黎，生于清末，民国时期任原兴乡乡长（过去的原兴乡，涵盖现时长安的炮里、蓝田西部乡镇、灞桥西南部分乡镇、及西安三桥部分乡镇）。为官期间，炮里原上有一方霸匪名叫来来子，身材魁梧，彪悍有余，凭借所豢养一伙家丁，烧杀掠夺，欺男霸女，绑票诈财，无恶不作，竟连官府衙门也得让他三分。乡间老百姓更是如此，惶惶不可终日。刘兆黎于一日夜晚，以非常之计，约来来子于炮里南桑村一户人家见面。当刘兆黎按约步入南桑村那户人家时，来来子却已四下布置了杀手，以防不测。刘兆黎当时并不知晓来来子暗藏杀机，见了来来子后，故意朝门外诈喊：“弟兄们，你们在外边给我把枪支好！”拔出手枪朝来来子射杀而去。来来子胸中一枪后，挣扎着夺窗而逃，四下埋伏的杀手以为门外真有刘兆黎带来的兵丁，随来来子一路逃去。来来子被手下杀手血淋淋地背至村南玉米地后，因疼痛难忍，命手下开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解放战争时期，刘兆黎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亲自组织游击队，于秦岭嘉午台，英勇地同国民党部队展开了游击战。新中国成立，因其曾任伪乡长而入狱四年。
答咀村
位于白鹿原西部，北邻著名的风景区鲸鱼沟，南有上塬村，东有新村，西邻八里坡，相距三华里之遥。2个村民小组，125户，608人，耕地650亩，北坡荒地500亩。
据先辈们座谈回忆和2005年《陕西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大荔县一位程姓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答家原系蒙古族一部分，答氏家族首领在朝就任国公之职。明朝末年胡儿叛乱，答氏家族被灭九族，答氏家族首领带领部分家族逃往内地，先在秦岭山区洪福寺沟安家落户。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时代变迁，部分家族已在山外（西安市红旗街道办）高桥村安家落户。不断地开荒种地，面对东坡塬高坡陡、来回往返浪费时间，族长让最小辈的一家住在塬上，也就是远近闻名的五条棍。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弟兄五人分长门、二门、三门、四门、五门，由新中国成立初的63户发展至今125户。
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解决了祖祖辈辈在沟下担水吃的局面，建成一座240米深的深井，25米高水塔，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目前，二楼平房林立，部分村路水泥硬化。在职干部工人37人金鸡塔，退休工人干部13人，博士研究生3人，各种工匠（十大匠）41人。
前　村
位于炮里街道东南1.5公里。2010年有4个村民小组，338户，1260人，耕地2885亩。主产小麦、玉米。
唐代为郧国公殷开山郧庄的一部分。村中有殷开山家庙。《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原有隋开皇二年碑。现已失落无存。宋代建村。此村与附近后村，以在三郧村之一的北三郧村之前、后得名并称三郧前村和北三郧后村，后简化为前村。清嘉庆《咸宁县志》统写为南、北、中三郧村和三郧前村、三郧后村五村。《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已将“三郧”二字讹写为“桑园”二字。故记为北桑前村和北桑后村。即原北三郧村前村、北三郧村后村。现简称为前、后村。桑园村这个地名是由三郧村变化来的，对证实这一带是唐代荆峪（鲸鱼）风景区郧国公的郧庄十分重要。
村内有前村小学。
古沟村位于炮里街道东南5公里。白鹿原西畔，依塬边分散居住。2012年，有1个村民小组，50户，190人，耕地396亩。主产小麦、玉米。
相传，建村于明崇祯年间。最初因崖边有古人居住洞穴遗址，沟壁又有棺木洞，故得名古人沟，后简化为今名。古代浐河川道水草茂盛，适合人类栖息，故有古人沟、古人庵、古人洞等地名。清代有分散住户。志书无记载。民国始名古家沟。
后　村
位于炮里街道办事处东北方向约1公里处。4个村民小组，212户，830人，耕地1100亩。主产小麦、玉米、西瓜等。以王姓为主，另有刘、杨、孙等姓。
后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并不叫后村，而是有一个独特的名字——琵琶嘴村。据说鲸鱼沟里某一地形酷似琵琶嘴，因此而得名。流传着一句话：“有女不嫁琵琶嘴，吃水全在鲸鱼沟。”沟底有条河，旧称“长水”，是古长安主要水源之一。鲸鱼沟位于村北约0.5公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村委会抓机遇，着力提高本村基础设施建设，搞活本村经济，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别人是靠山吃山，后村群众一代一代则是靠沟吃沟，吃水全在鲸鱼沟中挑水。2002年，在长安区水务部门的支持下，在鲸鱼沟畔打了深井，建成供水站，铺设自来水管网，引水入户，彻底解决了后村群众的生活用水问题。原来村里没有修路，每当下雨后，街道上浑浊的水到处流，村子里的所有道路都变成了所谓的“水泥路”。2010年修筑硬化了村内外主要的干道，方便了群众的出行。原来“十亩麦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农经济已经被打破，靠天吃饭，靠地吃饭，单一的经济收入模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砖厂、纸扎、灯笼等产品加工如雨后春笋，苹果树、花椒树以及无公害西瓜已经形成规模，特别是无公害西瓜，也就是白鹿原西瓜，以其品质独特、绿色无污染、甜度高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
后村耍社火的优势和历史在炮里原可以说闻名遐迩，每年正月里，联合其他村，进行社火表演，给新的一年送上更多的祝福。耍社火离不开芯子。另外村民自发组成的锣鼓队、秧歌队、自乐班，每逢春节、过会等重要节日，村里锣鼓喧天，万人空巷。本村的乐器自乐班，由于成员水平都比较高，经常受到其他村的邀请，参加各种红白喜事活动。
留　村
距长安城区19公里，距西安21公里。6个村民小组，1260人，土地面积1300亩。全村除极个别杂姓外，均为赵姓。
留下的村子叫留村，这种说法似乎太过于直白简单。可也别把先贤圣人想得过于神圣了，炮里的留村还的确是。民间亦称之为小留村。据嘉庆《咸宁县志》和《咸宁长安两县志续志》，亦称留村为小留村。
炮里留村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村落，是西晋十六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据《十六国春秋》等记载，当时袭入长安的游牧部落民族人数累计达到百万人之多。又据《梁书·康绚传》载，康氐两次由白鹿原迁走居民至湖北襄樊蓝田侨县。第一次迁出3000户，第二次迁出50000户。但长安也有极少数一部分人，同突袭而来的游牧民族作了尖锐斗争，不舍故土，便留了下来。留村便是当时留下的村落。留村里留下的是杨氏户族，故留村早期曾有一段时间称为杨家村。至明朝末年，杨氏家族已分户二十三门。其一门后生因少小聪慧，严谨治学，满腹翰墨，后履职于明廷督察院。后因明朝几近没落，后生便隐归故里。至满清立国时，反清复明日嚣尘上。满清政府为固江山社稷，便全国撒网，铲除异己，搜查并缉拿前朝官员。一日初夜，杨门后生正于家院外一丛黄菊旁，抚琴叹月，突然闯进一路兵马，对杨氏后生验明正身后，便束之缚之，缉拿而去。半月余，满清刑部兵吏便闯进杨家村，对杨氏六辈之内族亲一概诛杀。杨氏六辈之外族亲便日渐败落。至1670年，杨氏家族只剩四户门丁。
1673年，赵氏家族五门弟兄，因生活困顿，从灞桥下寨村携妻带子迁徙至此。1701年，只剩下两户门丁的杨氏家族，从杨家村迁出。后来因杨氏家族的消失和赵氏家族的不断繁衍壮大，人们将杨家村改为至今沿用的留村。
羌、氐、羯、鲜卑、郝连等部落入侵后，随即占领了留村周围的村庄。因生活习性、生产方式及民族文化的差异巅峰痞少，留村人受排外思想的影响，经常同周围村庄的羌、氐、羯、鲜卑、郝连等部落发生磨擦，以至经常发生流血事件。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为缓解民族矛盾，留村赵氏家族的一位年长的智者赵立信（有曰赵立誉）与今蓝田县辋川山上一庙宇主持商定，在留村修建庙宇，并于当年在村北立成庙宇——圆同庵。意为圆同太虚，浑圆一统。祈盼后人及外族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在建圆同庵的同时，亦于村南筑建与圆同庵遥相呼应的菩萨庙。圆同庵分正殿、下殿、左右汤房等。后因风雨残蚀，年久失修，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现圆同庵已成废墟。
自筑庙之日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漫长的264年间，虽然人口从156人增至980人，村落及原住宅面积却没有一丝一寸的扩建。他们的后生，在自然繁衍成家另立门户，也只能在原院落里住，使得大部分院落都至少容纳过十多户，上下辈分相差五代的族亲。
原来居住在圆同庵和菩萨庙之间的留村人，先后有四户，因后世繁衍，曾试图于圆同庵至菩萨庙外围扩建宅基，可这几户却全离奇死亡。此事令村人毛骨悚然，众说纷纭，以讹传讹。如此以来，留村人宁可几代人同居一室，也不再作扩宅的念想了。改革开放后，留村人才从那种愚昧状态中走了出来，修房筑院，营造幸福生活。
现在，宽敞的乡道从村子里穿过，一辆辆班车载去了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却也给他们载回了幸福和美好。遍地的西瓜，同时经营着家具、服装、土产等。创建炮里原上第一个粮食交易市场，定为逢农历三、六、九开集，交易范围远及长安、灞桥、蓝田三区县。有力推动了其他产业，如农副产品、手工业等发展。
由于留村地处长安边陲，在“文化大革命”中，留村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大力筹建并发展麻绳厂、毛线制作厂等村办企业。尤其是毛线制作业，成为了闻名乡里乡外、红极一时的村办样板企业。
韩家村
位于白鹿原南塬塬畔。东邻姚车村，南边坡下接二圣宫，西与杨魏村接壤，北与伯坊、炮里村接壤。2010年，有3个村民小组，225户，1000人，土地1100亩。
韩家村在解放前叫韩杨魏观音堂，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时，把韩、杨魏分为两个合作社，韩家村合作社和杨魏合作社。
村内有韩、李两大姓。
韩家村的先祖是由十里八村迁来的，据说兄弟三人一块地。据西垇村在库峪太兴山汤房石碑记载，与韩杨魏观音堂（修真坊）汤房为邻，时年是唐高祖九年立碑。这可以证明，在唐初就有韩杨魏观音堂。李氏家族由鸣犊杨家沟村迁来，至今有100多年。
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俗，主要按韩家辈分来讲，富、争、万、培、克这五辈人贡献很大，在社会变革时代吃了不少苦、出了不少力。
从古传到今，每年古历正月二十七是庙会，六月十七日忙罢会。
新中国成立初学文化，男女老少都参加。村民中有一个叫韩明初的先生积极办校教书育人，与杨魏村办起了第一个远光小学。
祖先传下来的技艺有木匠、铁匠、铜匠、油漆匠等。最有名的是房木匠，从唐代传下来，一直延伸到现在。
过去有三口水井，水很旺，保证高原地区吃水。旧社会全村只有300多人。光棍男人特别多，没办法成家，就是一个字“穷”。
1950年进行土改，贫下中农分到了自己应分的土地。1951年抗美援朝，有三人参加志愿军。1953年国家“统购统销”，按计划完成征购粮食任务。1955年走集体耕种土地的方式，掀起大生产的新高潮。1958年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参加修建大峪水库、西潼路、马炮路，引水上塬等。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劳动致富。如今村民居住面积每人平均20多平方米。部分村民还买上了私家车。组织合作医疗，马路平，路灯明。植树成林。
寨子沟村
位于白鹿原南畔，炮里街办西南方向约3公里。东接杨魏村，北邻西垇村，西邻八里坡上岸、上塬村。南有浐河。九井十八寨，寨寨不离军。2个村民小组，103户，483人，耕地517亩。主产小麦，玉米等作物。有李、赵、陈、白、张、刘、魏等七姓。
因过去驻军和地形得名。
清嘉庆年间，村中有武姓（全家九人），其人练有一身杀敌之功，打仗冲锋上阵，屡次建功，又因做官清正，南征北战。据说当朝封官为“丞相”，后因年迈，告老辞朝，全家返回故乡，当朝不舍，但也无奈，只好就此。皇上为安排其安度晚年，赐赏良地150亩（世代不纳公粮，免于各种杂税），成为军地。因是一名武将，辞朝后，随带兵马，经常骑马练兵（约三五百人，马一百多匹）。特赐他由本村起至南桑村九尺宽约三公里之长的跑马道，因屯兵养马水源无法解决，又将坡下郭村中间大水渠赐作饮马泉。又在马兴的师村买来30亩地作为练兵场。
本村20亩公用地之来源于武家回故乡之后，看见村中大部分人处于贫困，当即将赐赏给他150亩地捐给本村，20亩良地作救济贫寒户之用，永为村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该村由几百年居住的荒地破窑搬迁到平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家家盖起新房，有20多户盖起两层三层楼房。过去吃水去郭村担，没有劳力的常年吃雨露水媳妇你当家。改革开放后，群众自发集资和政府支持，于1996年打深井水送于每家每户，吃上自来水。村民朴实、勤劳，以在西安打工为主，同时种植西瓜、柿子、油菜籽等取得经济效益。
新　村
地处为炮里塬西端，紧邻风景秀丽的鲸鱼沟南畔，沟内绿树成荫，翠竹成林，鲸鱼湖内水波荡漾，鱼虾成群，环境优美，沟内庙堂林立，香烟缭绕，古色古香，气势轩昂恢宏。村庄四周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近千亩良田。
该村在新中国成立前由周边贫困村民搬迁聚集至此，由于最早移居到该村的为焦家大户，限于当时经济状况，只能在沟畔下寻找地势平坦处挖窑洞而据居，因此得名为“焦洞村”。1967年4月，发生一次很大规模的滑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进行移民搬迁，迁至现在塬上平坦之处，逐步建设起目前的移民新村，后改名为“新村”。由原来的60余户，240余人，发展到现有的161户456人。村民由多姓氏组成，分别为焦、张、付、谢、杨、赵、权、刘、李、屈、韩、高、党等。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每家每户都建起时尚又高标准的砖混平房和楼房，通过勤劳和创业，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有很大提高。近年来，通过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投入一等贱妃，村容村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目前全村都实现水电户户通，水泥路面户户通，门前户户绿，路灯照明户户亮。
目前该村共有大学生4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