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研究：综述与展望-思想教育研究民信网
[摘 要]自2005年习近平正式提出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学术界对红船精神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及弘扬路径五个方面。已有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研究规模和学术影响力不够，地方主义色彩明显；研究主题同质化程度较高，学术视域有待拓展；史料支撑较为薄弱，理论解释的说服力有待提高。未来需要着重在红船人物与红船精神的关系、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红船精神；研究综述；未来展望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刊文《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系统论述了红船精神的科学概念和深刻内涵，首次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精神上升至理论高度。此后，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议题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展开了分析与探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红船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升华与提炼，而且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和育人功能。如何使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向有效结合起来，推动红船精神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关键。为此，有必要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红船精神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和评估，明确已有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处于何种水平，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向提供启发与借鉴。
一、红船精神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红船精神的研究逐渐增多，红船精神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议题。总体而言，研究成果集中在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及弘扬路径五个方面。
（一）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研究
习近平将红船精神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学者认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概括[1]，这是对红船精神最根本的理论定位[2]。学术界围绕以上三个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解读田卧勇太。
1.内在价值说。首创精神蕴含着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开创新社会的价值目标；奋斗精神蕴含着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自信的价值信念；奉献精神蕴含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价值追求。[3]
2.基本要素说。理智、意志、情感三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红船精神的内在结构。[4]作为社会意识的红船精神是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表征，表现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多元思想激荡中理性选择信仰的科学认知、在放弃个人私利中执着坚守信仰的真挚情感、在险恶斗争环境中殉难捍卫信仰的顽强意志。[5]红船精神体现为理想、信念和品格三个精神高地。[6]
3.本质属性说。红船精神的三个内涵分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顽强性和人民性。[7]红船精神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性，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本质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实践精神、人文精神的中国体现。[4]红船精神具有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8]
4.突出特征说。相比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9]走在时代前列是红船精神的核心特征。[10]
（二）红船精神的生成逻辑研究
总体而言，学者们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探求救亡图存道路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碰撞、融合、升华的结晶，是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1.红船精神的传统文化渊源。关于红船精神的传统文化渊源，学者们从三个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其一，对红船精神内涵的字面意义理解。以“红船”命名建党精神，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又符合中国喜庆文化习俗。[11]红船精神的所有内涵都可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历史源头，带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印记。[12]其二，考察红船精神的中华文化基因。红船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的实践[13]；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血脉中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救世精神的继承[14]。其三，探究红船精神的地域文化因素。红船精神萌生于浙江，与当地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红船精神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延续浙江区域文化传统，在中国革命特殊历史时期呈现的特殊精神样式。[15]浙江深厚的革命传统和新文化思潮孕育了一批吸收和接受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知识分子；嘉兴小城具有交通便利、秘密隐蔽等独特地理优势言咒师。因此，红船精神是嘉兴南湖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16]
2.红船精神的历史实践基础。任何精神现象都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学者从两个维度进行了红船精神的实践基础考察。其一，红船精神的实践条件。红船精神是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些失败探索的深刻反思，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新文化运动为红船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文化条件。[13]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精神品质孕育和承载了红船精神。[17]其二，红船精神的实践活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宠简介，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成立青年团组织、产业工会、工人补习学校，这些革命活动是红船精神的直接实践来源。[18]
3.红船精神的科学理论奠基。伟大的精神以伟大的理论为基础。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西方社会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红船精神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学术界毫无疑问的共识。关于马克思主义塑造红船精神的作用机理，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无形激励作用。红船精神是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信仰过程中迸发出来的。[17]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鼓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运动的斗志野人张四一。[19]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有形指导作用。中国先进分子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在建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形式、社会目标的具体构想中，体现了首创、奋斗和奉献的精神。[20]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红船精神的全新精神气质表现为中国社会理想的重塑——共产主义理想，民族振兴力量的凝聚——依靠不曾被关注的占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工农阶级，中国道路的创新——走俄国革命的道路。[14]
（三）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研究
概括而言，学术界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研究可总结为“继往”和“开来”两个层面。
1.既往：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红船精神萌生于中华民族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背景下，既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内容，又升华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升华表现为：在革命深度上，红船精神体现了彻底的科学性、彻底的人民性和彻底的革命性[21]；在革命向度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总结反思鸦片战争以来救国救亡运动的经验教训，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指导，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的正确道路[19]；在革命广度上，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解放全人类的最高纲领[1]，将革命由过去少数仁人志士的英雄行为转化为许许多多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的民族行动，是爱家、爱民、爱国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化体现[18]。
2.开来：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习近平指出，“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围绕“源泉”这个定位，学术界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一，革命理论的历史补位。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以井冈山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起点，习近平追寻党的根脉，首次集中概括建党精神[22]，不仅丰富了党的精神体系，而且填补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井冈山革命的这段历史空白[23]，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与党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实现了党的历史起点与党的革命精神起点的一致[2]，标志着中国革命精神实现链条化、步入系统化[24]。其二，政党主体的软实力奠基。首创精神缔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保证了政党建设的科学性和道路方向的正确性；奋斗精神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攻坚克难、成长壮大的原动力；奉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8]红船精神是一种价值文化，以先进的价值目标、价值信念、价值追求和价值导向，汇聚起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同化力，是执政能力之基石。[3]其三，精神谱系的逻辑起点。红船精神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启了中华文明再造的新开端。[14]红船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是“源”与“流”的关系，是其他革命精神价值追求的基础。[25]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根脉，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传承和发展，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4]，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小岗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无不与红船精神息息相通。[15]
（四）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红船精神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领域。
1.红船精神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弘扬红船精神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以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紧密的正相关逻辑关系。[26]其一，弘扬红船精神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勇于担当。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 “初心”，就是当年他在浙江提出的红船精神的延伸，红船精神是党的初心的首次表述。[27]红船精神要求我们牢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的初衷。[28]其二，弘扬红船精神有利于推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红船精神既是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实践结晶，又极大地推动了群众运动，最终形成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因此，红船精神启示我们，党和人民是舟和水的关系，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决策契合民意、与人民共生长。[29]其三，弘扬红船精神有利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分别启示我们不断加强党建工作创新；加强党性锻炼，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保持战略定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0]
2.红船精神对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意义。红船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价值。其一，红船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就教育内容而言，红船精神丰富了教材资源，充实了教学案例。[31]就教育目标而言张生瑜，红船精神所体现的价值诉求与新时期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素质、能力素质、道德素质的要求是一致的。[32]其二，红船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意义。红船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联系，两者在国家意识形态、廉政伦理价值、执政语言逻辑等方面存在共性和继承性。[33]首创精神是凝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发展共识的思想驱动；奋斗精神是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价值目标的内在动力；奉献精神是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道德准则的应有情怀。[34]
3.红船精神对于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红船精神与中国梦这两个概念都是习近平提出的，两者一脉相承。[35]红船精神既是在探求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又在追逐中国梦的奋进过程中不断发展。[36]红船精神第一次把实现中国梦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上。[37]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者们热议红船精神的新时代意义。红船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内在契合性，弘扬红船精神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38] 学者们还分别论述了红船精神对于推进“四个全面”[39]、实现“四个伟大”[40]、树立“四个意识”[41]和做到“五个过硬”[42]的启示意义。
（五）红船精神的弘扬路径研究
总体而言，学者们认为弘扬红船精神有以下三个路径。
1.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方面，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利用情景教学、课堂讨论、视频图片、项目教学、仿真教学、角色扮演、模拟教学等方法，在现有思想政治教材中增加和融合红船精神讲授内容。[43]另一方面，积极发挥第二课堂的延伸作用。开展现场教学和实地实践，如瞻仰革命红船、寻访红色印迹、在南湖畔开展短期培训、在英雄纪念园举办人才宣言等。[44]
2.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将红船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比如，将红船精神与校园演讲、辩论、讲座、榜样教育等常规活动相结合，与党校、团校、学生理论社团的教育活动相结合，与理想信念网络教育相结合，开辟红船精神专栏、创建红船精神官方微博、建立微信群，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活动形式增强红船精神的影响力。[31]
3.强化社会传播机制。有学者认为，红船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特征不明显、创意理念不强、物化设计不足、产品形式单一、产业链脱节等问题，建议从物化设计入手，加大红船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设计与营销推广、打造“三化”旅游体验模式、创建南湖红色文化体验园[45]；挖掘红船精神发展成就，加强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和服务[29]；抓住党员节日时机开展宣传、举办革命精神联展[46]。
二、对已有研究的学术评介
自2005年习近平提出红船精神的概念和内涵以后，学术界对红船精神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梳理，不难发现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研究规模和学术影响力不足，地方主义色彩明显
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传统革命精神相比，红船精神的研究在国内还没有形成广泛的规模效应。经统计，在中国知网的几百篇学术论文中，浙江学者尤其是嘉兴本地学者占绝大多数，论文多发表于浙江的《观察与思考》《嘉兴学院学报》等刊物。即便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全国其他地区学者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红船精神的时代意义这一点上，并且多以报纸短文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开展。这反映出红船精神的学术深度和影响面还有待提升。这种“地方主义”研究状况很容易导致一个认识误区，即红船精神“必然浙江论”[47]。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前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努力的结晶，尤其是上海和北京近代化的必然结果。以“红船”命名建党精神，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诞生地和文字表述寓意的多方面综合考虑。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但不只属于浙江。红船精神的孕育过程和实践基础主要包括中共一大前各地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活动和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学术界对红船精神的阐释应突破浙江的地域性因素。
（二）研究主题同质化程度较高，学术视域有待拓展
有些研究内容千篇一律，突出表现在探讨红船精神的内涵、分析红船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和党建价值方面锦湖轮胎招聘。究其根源，在于大部分研究将红船精神局限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缺少长时段的思考和分析。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何广位”通过这一科学客观全面的论断可以看出，对于红船精神的研究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比如红船精神与工人运动、红船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红船精神与共产国际等。遗憾的是周晓涵老公，学术界鲜有以上视域的专门研究或系统性成果。此外，还有部分成果的学术视野需要延伸，比如关于红船精神与其他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从时代背景、精神内涵等方面进行浅层次比较。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泉的红船精神，其基因在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乃至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动力、规律等基本的理论问题，都需要学术界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三）史料支撑较为薄弱，理论解释的说服力有待提高
红船精神本质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纲领、奋斗目标所展现的精神感召力，对建党群体特别是在领袖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工作作风等的提升和概括。这些关键史实是支撑红船精神得以提出、形成的基本依据。因此，最起码的基础性研究应该是深挖史料，把承载、孕育这一伟大精神的历史环境及其历史原生态的东西呈现出来。目前学术界关于红船精神的解读，还停留在就红船精神论红船精神的阶段，主要是对红船精神三个内涵进行抽象的逻辑推演，这种研究虽然不乏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但还缺少必要的史料论证，尤其是红船人物研究与红船精神研究基本上是两张皮，即便有结合，也不过是把史料贴上理论的标签，或者把理论加上史料的注释而已，显得论证空洞、说服力较弱。
三、未来的研究建议
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未来关于红船精神的研究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红船人物与红船精神的关系研究
一方面，要加强对与中共一大直接相关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包括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关键性历史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中共一大13名代表、早期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50多名党员以及非共产党员王会悟等为中共一大顺利召开作出巨大贡献的幕后功臣。通过剖析人物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文稿论著、共同特征等，从思想来源和实践来源等多个角度讲清楚首创、奋斗和奉献的红船精神是如何形成的、红船精神的先进性在这些人物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当代中国人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学习借鉴苏捷什卡战役。另一方面，要客观看到，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坚定地走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上，以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为例，有的面对困难挫折放弃革命、脱离党组织，有的叛党叛国，仅有2人站到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美男难为，不同的道路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生活轨迹和人生结局。从这个角度出发，创新学术思维，运用史实正反面论证坚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红船精神对于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的德育价值更接地气、更具可读性、更具震撼力。
（二）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关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建党将近百年、执政将近70年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完善的政党理论体系、完整的政党精神链条。诚如有学者所言，红船精神的提出填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空白，使我们党的精神思想史和发展奋斗史在时间序列上高度一致。因此，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以井冈山精神为起点的中国共产党精神研究，在红船精神的新起点上，在建党近百年背景下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把握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筑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链条。另一方面，要突破当前学术界将单个精神独立研究的状况，也不要在“谁比谁更重要”的比较上费功夫，应运用开放的理念、系统的思维，以红船精神为圆点，打通各个阶段精神的基因联系，把几大精神贯穿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画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个大的同心圆，总结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历史形成、演变规律、本质特征，总结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经验。这需要整合全国的研究力量，开展系统性协作研究，并将极大改变当前红船精神研究地域色彩明显的现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红船精神研究的学术新高潮。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进一步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此增强新时代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个自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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