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军可以，但请不要迷信美军的价值观——美军征战的意义与反思-战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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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Phil Klay（Phil Klay系美陆战队退伍军人，他以短篇小说集《重新部署》赢得美国国家书卷奖。）
● 译者/章昌文
● 审者/黄依歆
● 整理/Nangwa
●取材/2018年5月美国大西洋月刊
在历经十七年的反恐征战后，美军固然展现了无比的爱国心，但却极少有关究竟为何而战的思辩。本文以战场中的真实人物为案例，针砭华府政策上的盲点，大声疾呼军队需要明确的任务目标，才能提升真实的士气。
每场战争都有年轻官兵，不分男女，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伊拉克费卢杰(Fallujah)法兰道(Route Fran) 的南边，数百名叛军已花上数月时间挖掘战壕防线、放置路边炸弹、架设街道路障、训练使用武器、阅读《可兰经》，以及观看自杀炸弹客影片，目的是为了即将来临的战斗做好准备。法兰道的北边，有第8陆战团第1营约1,000名的官兵正准备突击。法兰道是一条宽阔的四线道公路。2004年11月9日，这条道路因为前一天下过雨而湿漉漉的，天空一片灰蒙蒙，孕育着不祥之兆。
陆战队员贝斯特(Justin Best) 后来告诉记者，「你知道整个连队就要越过这条道路，而且有人将会被击中。」
在穿越像法兰道这样的开放空间时，必须有其他单位进行掩护，且应射击敌人的所在位置，他们可能从那些地方对你及伙伴们开枪。大部分在战争中所消耗的子弹不光只是想杀死敌人而已，还有其他作用，意即当你机动至一个能杀死敌人的地方时，开枪吓阻对方让他吓得头也不敢抬。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方法不见得每次都有效。法兰道的两旁都有足够的大型建筑物，陆战队员难以兼顾这里的每一扇窗户李宗瑶。
陆战队员开始穿越道路了郑奇松，其中一个排全速奔跑，其他排开始交火，子弹在上空漫天飞舞。另一边的叛军也开始射击，其中有人击中了韦尔斯(Lonny Wells)中士，他是一名四个孩子的29岁父亲，子弹射穿了他的腿，他向前仆倒，跌落在地。韦尔斯的母亲后来回忆道，他小时候就一直梦想加入军队。她曾对他说，「你为何不试着去当模特儿？你长得还不错。」而他回答，「哦，老妈，我要当陆战队员。」现在，他面部朝下，倒在费卢杰一条开阔的公路中央，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提供掩护射击那一排的尚恩(Ryan Shane)三等士官长，放下了他的步枪。身为一名资深领导者，他并不是该去救回韦尔斯的人，但他却开始跑向倒地的陆战队员，抓住他防弹背心的吊带，李芳雯与另一名陆战队员一起开始将他用力拉往安全区域。尚恩才走了几步，一颗子弹猛然射入他的下背部，使得他也跌坐在地。现在，有两名伤兵面部朝下倒在开阔的公路中央，他们的血淌在潮湿的路面上。
担任掩护的每个人都看到威尔斯倒下了，他们也都看到在尚恩试图帮忙时发生了什么事龚茜彤，同时非常清楚这两名伤兵现在是活生生的诱饵，叛军正在等着射击任何一个会蠢到去营救伙伴的人。当然，陆战队员就是陆战队员，他们当中又有两个人跑了出去，而多亏了他们，尚恩得以存活下来。但对韦尔斯来说却太迟了，他因流血过多而死。
以上是常见的战争报导。每场战争都让官兵献身─这些年轻男女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着迷的 敬畏，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丧失自身性命。我们是如何、为何这么做？在美国，我们自有一套独特的答案。当人们驾车穿越南方，在教堂外偶尔会见到美军阵亡战士十字架(Fallen Soldier Battle Cross)旁的耶稣像标示和一段文字：我们都是为了你的自由而死。里根总统曾拿作家米契纳(James Michener)有关韩战英雄的问题提问─「我们到哪去找这样的人？」─而且只能这样回答，「这个嘛，我们在一向能在他们的地方找到他们，这些人是世上最自由社会下的产物。」
由此看来，这是种民主勇气，是我们社会本质和属性最单纯的反映。在火线下冲出去的那些人，是由我们的公民主体所组成，孕育于美国民主制度下对自由的热爱、稳固的公民制度，以及光荣的历史。那些人会以华盛顿总统口中「自由人」的身分奋战，而非以「雇工和佣兵」的角色参与。
相对地，身为他们所属主体的成员，我们受到这些典范鼓舞，承诺投以同等热情去维系美国公民社会，这也将持续激励此等勇气。当林肯总统站在盖茨堡(Gettysburg)时，其宣称美国民主动力已死，敦促国家再度「以更大热诚，致力于曾毫无保留献身的志业。」当威尔逊总统站在法国叙雷讷(Suresnes)的美国公墓时，其阐明所称「殉亡者心照不宣的委托书」时，也提及相同的动力。
战斗的战友情谊常会被运用于政治目标上，但当美国处于十七年的战争中，这些目标变得更小，事实上已几乎微不足道。2017年2月，川普在国会演说中向一名阵亡海豹小组队员的遗孀致敬，他并没有阐明美国理想的愿景，或勾勒美国在国际间更远大的道德目标，却只是在为其主张辩护，解释导致该名队员丧生的突袭是一场成功的行动，而其中所产生的情报能在无止境的反恐战争中掌握更多敌方信息金美儿图片。总统和遗孀都获得了如雷的喝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名政治评论员说，「在那一刻川普真的成了美国总统」，认为他利用悲伤的寡妇引发「凝聚力」。果然，这名阵亡海豹小组队员的鲜血经证明只是稀释了的胶水，比短暂回响在国会大厦中的两党喝采声稍微持久一点而已。
1812年美国遭逢首次重大军事挫折的战争前夕，某杂志表示「战争将会净化政治的氛围，所有的公共道德都将完善并受到尊崇；而美国将再次看到，总领政务的公民可与1776年的不朽人物相媲美。」但在连年烽火的时代，往往事与愿违。虽然目前军方享有极高的满意度─72%的美国人表达对其「极具」或「相当有」信心─但几乎有关美国人民生活的其他重要机构都不及格：国会满意度仅12%、报纸是27%、最高法院是40%、宗教组织为41%，同时27%的民主党员和36%的共和党员互视彼此为敌对政党且为国家威胁。
如果战斗中年轻男女的勇气真的与美国公民社会的本质和质量有关，那就不得不忧心了。我们会看到，病态从公众生活散布至甘心为这个分裂国家冒着生命危险的青年男女心中。而进一步仔细观察，会发现事实正是如此：在运动赛事、退伍军人节庆典，以及国会殿堂中所有对美军所展现的仪式性支持，是种无药可医的病态。这样致敬方式并不了解所谓「毫无保留献身」的实际意涵，或为了维系它可能的需求。战斗中的战友情谊，会比我们崇高修辞所能表达的要复杂得多，且可能更为脆弱。
1999年，迪可(Maurice Emerson Decaul)与一名三K党成员准备到海外部署，他是一名陆战队炮兵连的黑人士兵。由于军事单位是美国社会的缩影，他可能会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共事─来自北弗吉尼亚郊区与新墨西哥州小镇的西班牙裔小孩，以及印第安纳州乡下越南难民的下一代。更令人讶异的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三K党家庭的孩子，居然在其陆战队制服中夹带了一件白袍与头套， 出现在该炮兵连营舍。笔者将用「J」来称呼他。
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炸弹攻击事件后，没人料到凶手并非一开始大家认定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反而是自诩爱国主义者与波湾战争英雄的本土恐怖分子。
如果迪可想要─或该单位任何一个人希望─就能将J赶出陆战队。陆战队并不包容仇恨团体，该军种常针对如何认出帮派和仇恨团体人士身上刺青进行开课，来帮助军官辨识与剔除相关成员。在2017年弗吉尼亚州沙洛斯维(Charlot-tesville)新纳粹人士游行后，陆战队司令纳勒(Robert B.Neller)上将在推特发文谴责种族仇恨和极端主义，同时响应一项追溯到1980年代的政策。1995年，波斯湾战争退伍军人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以炸弹攻击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的默拉联邦大楼(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后，该政策甚至更积极地推动。就军方而言，像J这样的人不只会破坏单位团结和部队的道德品格，他们甚至是国内的恐怖威胁。如果有人通报指挥链，甚或在单位法务单位留下匿名信息，该单位就会开启调查，而全案就会自然发展。一名军方律师告诉笔者，这样的事再清楚不过了。但事实往往不是如此。
J的陆战队战友仅在部署前的准备训练时观察他，即使那是在911事件之前，但仍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单位继续其预划的部署，最终绕道经过了巴尔干半岛。领导阶层对迪可单位可能要倚赖自身多种族的陆战队员保命而留下深刻印象，这意味着迪可和其他黑人、西班牙人、亚洲人及犹太孩子可能都还要仰赖三K党人，而非只是逐日自问「我能相信办公室的这个家伙吗？」当一名部署的陆战队员看着他的战友时，眼前的问题很清楚：如果笔者像韦尔斯中士、尚恩士官长一样，在轻武器炮火猛烈扫射下，倒在一条开阔公路中央即将失血而死，别人会跑出来救我吗？
这或许看来会对J期望过高，但迪可并不十分在意。他告诉笔者，「我从不认为在战斗中不能信任J」，迪可显得也有一点被自己的话吓到，「我从不觉得J不了解他的工作，在训练中，你会知道能相信谁。你会看到畏缩的家伙，而这么说吧，他并不是那种人。」
在陆战队中，J并非是迪可唯一遇到种族主义问题的人。某次山地训练期间─迪可告诉笔者那是一次有名的艰苦体验，比他在伊拉克时更严苛─他必须照料火力组内一名得了高山症的上兵。由于迪可是这家伙的直属士官，他得帮着这名陆战队员缓慢且痛苦的走下山。走到半路，他们停下来休息，这名年轻陆战队员或许是为了要缓和表达对其长官感激的尴尬感，便开始和迪可谈起了他的家庭，以及他从小被教育的种族主义。这并非致歉，它少了某些东西─一种坦率，没有那种在这类时刻可能会产生道德顿悟的片刻真诚。他没有要为种族歧视和解，也不祈求原谅其家庭否定迪可认为基本平等存在的这段过去。迪可倾听着上兵的诉说，这位弟兄是他的陆战队员和他的责任，然后他们继续走下山。
身为美国的黑人，迪可能够预料得到，作为国家组织一员，不论身在陆战队或任何其他单位，都要与过去世代以私刑处死、折磨过像他这样的人一起努力工作。这并不公正，但以实用主义来看，这在军队成员中极其普遍，他接受这点并尽忠职守，而他是以工作的情境来看待其单位与J 的关系。
就在炮兵连部署之前，连队成员举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营区派对。对那些从未去过营区派对，或当值要负责处理随后混乱的军官来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女人女烈老虎凳，甚至连兄弟会都称不上的派对。迪可告诉笔者斩钉截铁造句，「我们才19岁；有种感觉我们可能会死，所以管他的，找些乐子，忘记一切不快吧。」
某士官开始宣称他是蝙蝠侠，当陆战队战友说他在胡扯时，士官为了证明酸他的人错了，决定从营舍三楼跳下去。他摔断了两条腿，显然他不是蝙蝠侠。另一名陆战队上兵马文璐，高速酒驾撞向另一座营舍。但最让迪可对那一夜印象深刻的，是看到J穿着三K党的服饰，包括头罩和其他全套装束，出现在营舍之间的狭小通道内。
另一名黑人陆战队员直线冲向这名西弗吉尼亚三K党员，每个人都在看，想知道一个黑人陆战队员和美国白人至上论者的对峙会发生什么事。他与J正面相对，直视其双眼说，「嗨，让我穿穿你的三K党装吧。」J脱下了他的白袍和头套，将它们交给了这名黑人陆战队员，后者将这套服装穿上身在派对中四处走动，接着与大家击掌庆祝、开心笑闹。
迪可目前拿到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编剧奖学金，他告诉笔者在那里发生的种族对话跟在陆战队里非常不一样。回想起来，他说，「包括我在内，没人觉得受到冒犯，每个人都认为那很可笑。」派对持续进行，而之后的部署也一切如常池泽彩野花。迪可最后一次有J的消息是最近的事，他收到脸书通知说J想加他好友，「迪可说我拒绝了他，他心想，J，我受够你了。」
考虑到陆战队的年轻人；以及实际上单位的兵力结构以美国黑人为主；还有与黑人激进主义相较，美国人较容易接受白人激进主义；而当提到危险、犯罪和黑色幽默时，陆战队员被称为像是飞蛾扑火；以上种种原因，都令人很难相信迪可宣称那没冒犯到任何人。毕竟，一切还是有限度的，而他们或许险些要接纳美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国内恐怖组织了。
美国首位黑人四星上将小詹姆斯，其服役期间曾参与韩战及越战。
有时候陆战队员─不只白人，就连有色人种也一样─喜欢将军队描绘成一个「色盲」机构，在其中人是以能力和特质来评断，而不是依照种族或背景。首位黑人四星上将小詹姆斯(Da niel “Chappie”JamesJr.)曾说过，「陆战队没有任何种族问题，他们把每个人都当黑人看待。」但这并非实情。加入陆战队的美国人，带着他们承袭至美国社会的偏见而来。笔者听过军中一些夸张的事极品警察。有一次，演习中受训陆战队员穿越CS催泪性毒气室，整个部队都已到了室外，泪流满脸、鼻子上挂着长长的鼻涕，皮肤灼热。此时一名士官教官走到部队其中一人面前说道，「嘿，候补人员！你是犹太人，对吧？」他指着毒气室并说，「你应该再进去一次，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但无论新的陆战队员带着怎样的偏见进入陆战队，也都透过强有力的群体认同得到过滤，因此改变人们互动的方式及我们价值观的轮廓。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针对是否准许同性恋者服役的论辩，在「不要问、不去说」的政策实施前，兰德公司就研究过允许同性恋者进入军中对单位战备的影响。反对同性恋者服役的论述认为，一般军人对同性恋者相当反感，已到了会伤害士气的程度，会限制战斗单位过去赖以运作的战友之情，且通常使军人在服役的亲密环境中感到不自在。但这份1993年发布的兰德报告，却一面倒的论断说这不会是问题，其实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兰德未在军中发现极端恐同症的证据。笔者可以向大家保证，即使那份报告公布十年过后，也就是在我进入军中时，这样的感受依然很强烈。兰德认为不要紧的原因在于人际吸引力─正常状态下某人拥有的特质会使你想在工作之外与他们相处─对单位效能并无确切影响。事实上，高度的社会凝聚将使个人的优先事项从组织转移到社会，因此有可能会损害单位的效能。相反地，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一项任务的共同承诺，强调团结一致─而非性别与种族的差异─以及任务的重要性，才是关键因素。
这是战友之情而不是友谊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与兄弟们奋战终日还愿意为他们舍命。J并非迪可单位里唯一行为怪异的人，迪可的室友对酒精和烈性毒品重度成瘾。迪可告诉笔者，「我们几乎都在打架，我说的可是挥拳斗殴。」但这个室友照样没抛弃他，因为上了战场，这个家伙对火炮操作相当厉害。吸毒者和三K党员─都应该被赶出去的成员─在陆战队战友眼中是对单位有贡献、对眼前任务有用处的军人。
当威胁存在时，你对他人重视的特质是会转变的。尽管可能面临生死交关，但像迪可这样的陆战队员并不愿与三K党员和吸毒成瘾者为伍；他们会愿意与这些人共事，是因为这一刻命在旦夕。套句陆战队的俗话，「你可以将性命托付给一名陆战队员，但绝不是你的钱或你的妻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情报官的哲学家葛雷(J. Glenn Gray)用此区分友谊和战友情谊的不同。友谊是具有真实情感和智识上的吸引关系─人们不会失去身分，而是「在彼此中找到自我，并因此获得更多的自我知识和泰然自若。」相反的，战友情谊关乎融入团体。曾为苏联红军报纸报导斯大林格勒战役(Battle of Stalingrad)的俄国作家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其认为融入是战场成功的关键因素。他写道，在战役中，「我是我们，我是一群要开始攻击的步兵，我是支持的战车和火炮，我是点亮我们共同理想的火焰。」懂得如何去掌控以下转变，从「柔弱、胆怯的『我』」到「英勇、聪慧的『我们』」，是格罗斯曼所认定「连和营成功夜袭的锁钥，以及全军和人民之军事成败的关键。」
这些感觉虽然短暂─葛雷后来提到二战老兵们重聚的尴尬，要燃起老战友间的感触，仅有靠极大的力气和酒精才能办到─但却深入而强烈。对许多人来说，它们是极其一生中最强烈与纯粹的体验。你何时环顾房间里30个男女的一群人，想着这里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为你舍命？
这就表示当谈及让一个军事单位发挥效能时，我们不只是在谈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所谈的是得到战友情谊衍生独特之爱的机会，这份爱能存在于正常状况下无条件相爱的人之间，这些人甚至可能根本不值得如此的爱。或许正如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说，这是「残酷的团结」，但尽管如此仍是一种团结。而这样的事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要感谢军人无私的特质，甘受艰苦的训练并誓言不丢下任何伙伴。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对单位之外某些事情的承诺，他们需要一项任务，一个可达到、合乎道德，以及符合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及制服上所配带国旗价值观的任务。
长期而言，军队的兵力与合法性，被人认为是其兵力与合法性计划的运作情形。在战斗中，凝聚官兵核心目标的明确性，无法单纯由军队本身表现，而且在美国目前的氛围中，已历经十五年在多个大陆的不同战争，对这种明确性的期望已经腐败了。
当笔者离开陆战队时，还是个对任务深信不疑的人，且也有理由这么做。我曾驾车通过法兰道，经过韦尔斯丧命之处仙锻，经过许多其他陆战队员死亡、失去四肢，或是烧得面目全非的地方。法兰道过去常是死亡和暴力的发生地，满是路边炸弹、狙击手攻击及伏击行动。但我当时在法兰道并不需要太勇敢，因为那时是在「财富行动」(Operation Alljah)之后，该场行动清除了大部分费卢杰的叛军，并与当地部落合作设置了联合安全站。当我们驾车经过一堆瓦砾、布满弹孔的建筑，以及骑着脚踏车的伊拉克孩子时，我们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东西，一名陆战队员说，「天啊！那个……那是一家婚纱店吗？」
那真的是一家新开的婚纱店，就座落在法兰道边上。我们无法置信，另一个陆战队员感叹道，「法兰道上的婚纱店，我的天哪！」
这是增兵政策大肆宣扬的部分「成就」：小布什(George W.Bush)总统决定增加在伊拉克的驻军，以及裴卓斯(DavidPetraeus)上将致力以2006 年新颁布的野战教范为基础战略下的决策。学者和战略家依旧在争论，该政策转变对该年暴力事件戏剧性下降的影响程度，但对我们这些实际在战场上的人来说，其中的关联只是假设而已。
同时，国内有关军事政策的激烈辩论正在进行，当裴卓斯和驻伊拉克大使克罗克(Ryan Crocker)在2007年9月到国会进行听证时，反战团体「继续前进」(MoveOn.org)在《纽约时报》刊登了全版广告，质疑裴卓斯为「背叛美军官兵的将军」，并指他在替「白宫杜撰故事」。时任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告诉裴卓斯和克罗克，我们报告要能「让议员愿意放下怀疑」才行得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表明，他们提出的计划听来像是「至少十年无限度驻军和战争的承诺」；而当共和党参议员华纳(John W. Warner)问及对伊拉克的战略是否已让美国更安全时，裴卓斯告诉他，「先生杨启茵，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两天后，小布什总统在电视发表演说，探讨他所见在伊拉克的进展，并说明他持续军事承诺的理由。
鹰派有时会试图将这样的辩论诋毁为对官兵的侮辱。前陆战队员、现任美国白宫幕僚长凯利(John F.Kelly)上将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军人「忍着不去鄙视那些自称支持他们的大众，因为这些人毕竟不是夺走他们纯真、肢体，甚至生命的罪魁祸首。」回顾过往，笔者发现公共辩论的唇枪舌剑，在形成自己对所认为的目标和成功应为何物的见解上影响很大重生之斩尾。身为一名2007年在伊拉克安巴尔省(Anbar)部署的陆战队员，笔者能够打开电视，看到各种在伊拉克的成功指标于国会中辩论─安全、政治和解、外交接触、经济及基本生活设施。小布什政府提出声明，受到攻击后加以辩解，又再次提出。反方论点─增兵的获益言过其实，且在没有美军大规模驻军下，不太可能达成范围更广，并确保伊拉克长期稳定的政治折衷方案─也得到相同对待。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的热烈争论，都明确显示了政策与美国驻军相当重要。
2008年笔者从伊拉克返国，不到一年，陆战队就在阿富汗增兵。奥巴马总统宣布大量在当地增兵时，我们感觉好像被召唤去重现伊拉克的「奇迹」，而突然间我周遭的陆战队员们纷纷被征召部署。安巴尔省实在太安全、太无聊了。如果是在阿富汗作战，倒霉程度就像被雷劈中两次一样，但愿戡乱理论真的能发挥效果。我曾在野外演习期间询问一名年轻上兵，抵达赫尔曼德省(Helmand)后金蝶kis破解版，他的单位要如何圆满达成任务。我原本期望的答案是像「计划杀死我们碰上的每个人」，他却告诉我他们将借由「文化的效能」获得成功，这当时是从营长宣达至连长、排长、排附、班长的语言。那曾是多么有希望的理想。
笔者没有选择留下和部署，而是离开陆战队去读研究所。第一年在纽约的舒适生活期间，我得知一名认识的陆战队员死于路边引爆的炸弹。他是透过我引荐给部署单位的上尉后，志愿前往阿富汗的。我还获悉一名曾密切共事的陆战队员受到应急爆炸装置(IED)袭击，遭弹片打中眼睛而导致半盲。我搭公交车到华特里德(Walter Reed)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去看他，只不过在抵达前数小时，他就已转送到美国西岸了。他恢复得不错，仍留在陆战队，现在是名三等士官长，有只以陆战队的老鹰、地球与船锚徽章当瞳孔的假眼。
伊拉克正在崩解，而阿富汗也没显示出有多大进展的迹象。2010年和2011年在赫尔曼德省征战的一个陆战队营，蒙受的损失比过去十年任何一个陆战队营更多。当随军记者问起这样的牺牲所谓何来时，该营士官最能激励人心的回答就是：「这场战争蠢毙了，但又能如何？我们国家已深陷其中了。」
在这段期间驻扎阿富汗北部的一位陆军友人，写信回家道，「想象所有一切会有终局毫无意义，因为本就没有─反正不能透过暴力就是了。」次年，也就是2012年，笔者收到一位好友的电子邮件，描述他所派遣之处的偏远情况；那里没有他在伊拉克所习惯的舒适、较好的食物、更可靠的补给；而他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对付暴力，而是「令人心烦的不明确环境，加上不断改变的模糊任务。」阿富汗的陆战队员开始说有关敌人的笑话：「我们有手表，但他们有时间。」
于此同时，那些陆战队员选出的领导者，却尽一切可能规避能阐明那些任务执行的公众讨论。在特战人员和顾问重新进入伊拉克时，奥巴马政府一再坚称这些部队不能算是「派驻当地的军队」(boots on the ground)，引得一些老兵讪笑， 说那些特战人员一定穿的是「战斗拖鞋」(combat slippers)。2015年7月，奥巴马总统在一场募款活动中吹嘘说，「我们结束了两场战争。」难怪我们的官兵会分不清他们为何而战，他们的统帅甚至连自己都不承认仍处于交战状态。
在川普政府时代此种矛盾更加严重。为确保击败如伊斯兰国等敌人以取得长期的稳定，并压制新恐怖团体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军队必须前后一致地阐述跨政府合作的愿景，这指的是国防部、情报体系、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以及其他能提供人道援助和开发专业等部门的合作。前国防部部长盖茨(RobertM. Gates)认为，「没有了开发，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不会成功。」即使连川普任期甚短的国安顾问、前陆军佛林(Michael Flynn)中将都曾一度呼吁执行「中东的马歇尔计划」，但川普政府对这样的协调和规划既无本事亦不感兴趣。2016年，笔者曾有机会在电视播出的退伍军人论坛上向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提问，我问他有关伊斯兰国垮台后的计划，但除了美国应该「拿下石油」那令人费解的建议外，他并无明确的回答。
如果要说区别，那么不意外地，相较于奥巴马时代，目前军方领导阶层更坚持非国防部支持的必要性。美国防部部长马提斯(James Mattis)持续倡议外交的重要性。他在2013年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时对国会说过一段名言：若要删减国务院的资金，「我就需要买更多的弹药。」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Joseph L. Votel)上将说过，「这里有一大堆事军方能做，但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外交官、国务院，以及其他发展机构和相关单位的参与也极为重要」，因为美国若不能整合军事目标与软实力，就有可能处于帮敌人达成其战略目标的风险中。」
为了响应国防部强力要求当局应资助美国在非军事方面的力量，川普政府提出的2019年预算，系以2017年为基准删减国务院、国际开发总署26%的经费，并降低20%财政部国际计划之预算。在前任国务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领导下，国务院逐渐流失近12%的外交政策专家；有数十个仍未补足的高阶职务；以及数个离退外交官员告知媒体未曾看过国务院士气如此低落的情形。
2017年夏天，川普针对阿富汗政策的演说中曾宣称，「美国新战略的基本支柱，是去整合美国国力的所有工具─外交、经济及军事─以获取胜利果实」，而且那些「美国人民的勇敢捍卫者，将会得到所需的工具和接战规定，使该战略能发挥效果，」但他的政府却鲜少供应自身军队领导人认为对任务极其关键的工具。
欠缺美国所有国力的真正整合，美国近期的军事成功极可能离自身而去，不会比在伊拉克战胜盖达组织之后更好。奥巴马政府认为任务已完成，在有了那些成功之后，就限制与伊拉克的外交交往、规划急遽削减民间计划，并大幅减少经济援助。几年过后，美国就面临了新威胁崛起，即伊斯兰国。当美国创造了真空，就会自动有东西填补。美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纳塔利(Denise Natali)曾指出，在摩苏尔对抗伊斯兰国获胜后黎沸挥，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支持的民兵，填补了巴格达和国际社会留下的一些军职空缺，不仅设法招募什叶派穆斯林，甚至还包含逊尼派人士。换句话说，单纯借由强调目前政府鄙视的那种软实力，伊朗支持的民兵正设法将美国和伊拉克的战术成就，转换成伊朗的战略胜利。
于此同时，川普政府正在扩展也门、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的致命性反恐行动，其为奥巴马任期最后六个月相关行动量的五倍以上。但反恐突袭的一轮猛攻并不能成为政策，2014 至2016年间领导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沃特尔上将曾指出，「美军干这件事很久了，知道有很多恐怖分子领导人被歼灭，我们还杀了他们许多人，然而总会有人随时准备接替这些职务。」在国家安全界的人士有时会将这类突袭称做「割草」，这让我们想起古老的步兵谜语，「什么使草生长？」答案是：血。
有人会认为，将近十七年的战争，应该会教会美国人民及其选出的领导人，一套只专注运用军事力量，却缺乏更通盘结果考虑的战略有其局限性。
在陆战队将会遇到许多没教好的孩子，他们来自不好的家庭，从来没人爱，陆战队必须给他们严厉的爱，这也是为何对你们如此严格的原因。
但实际上，美国正反其道而行。现在我们有个想要发动战争，却对执行自身军事领导者坚持的重要作为丝毫不感兴趣的政府许二和。2018年6月，国防部长马提斯坦率告诉国会这件军队知晓多年的事：「此刻美国并未在阿富汗获胜。」当然没有，我们并不想赢，只不过想拿取战利品罢了。
「陆战队中严厉的爱，是笔者何以如此深爱陆战队的原因，这是我唯一曾爱过的单位。虽是严厉的爱，但还真的不错。」
马克斯韦尔(Maxwell)三等士官长在班的寝室中踱着步，所有的年轻候补军官立正站着等候例行检查。当时时间是在2004 年，美国正在打两场战争，分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我们成了陆战队军官，就可能会前往两处其中一地。希望是伊拉克包公断悬案，因为阿富汗看来没什么太多事要做，但在这之前，我们得先通过马克斯韦尔士官长的例行检查。
他说过，「在陆战队你们将会遇到许多没教好的孩子，他们来自不好的家庭，从来没人爱。必须给他们严厉的爱，这也是为何对你们这么严格的原因。」
马克斯韦尔士官长相当高大，记忆中因为他总是在候补军官学校折磨你，所以总会将他高估个几吋，但他绝对比一般人要高得多。笔者身高6呎1吋(约185公分)，而当我立正站在他面前时，我的眼睛还不太能看得到他的下巴。
除了体型之外，他还有种看起来天生的、其他多数士官教官所没有的强烈个性。马克斯韦尔热爱陆战队，他曾告诉我们，「陆战队真他妈的是全世界最棒的作战部队，不！是宇宙最好的作战部队。因为若有该死的外星人过来，想搞死我们，我们也会给他们好看。」他希望我们为冲突做好准备，无论我们的敌人是盖达组织、外星生物、或是「天杀的左倾XXXX主义浑蛋民主党员。」
即使对班寝室内的左倾民主党员来说，这也是个具吸引力的简单观点：让我们瞄准敌人。悲哀的是，我们在接下来十五年才会结束这场仗，比起好莱坞一般的外星人入侵还更晦暗，道德上更不正当。2014年6月时，西点军校毕业生魏尔曼(FredWellman)听到自己在2003年4月曾造访的一个伊拉克小镇发生屠杀后(后来证实是假报导)，他上推特抒发情绪。他开始列出曾与其共事过、遭到暴力伤害的人：2004年，一名传译在影片中被砍头；2006年，一名医生遭炸伤失去双腿后，就只能回到魏尔曼帮忙建立的诊所去工作，但在美军撤出后该医生于2011年在当地遭民兵杀害。当时魏尔曼写道：「到此时，在我三次轮调期间，几乎每个曾共事过的伊拉克人都遭到杀害……如果有人知道我应该如何自处，我会倾听，但现在我只对战争的残酷感到震惊。我希望出现自称带种的领导人，因为他们派了像我一样的人到战火之中，只会像我一样感受到数十人死亡的重负。」
魏尔曼稍后会知道真相─并无屠杀这件事，只是四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在一个曾被伊斯兰国占领过的小镇遭到杀害。这就是所谓的佳音吧。
然而面对服役生涯，魏尔曼始终抱持着典型务实的军队作法，这期间长达二十二年、历经多场战争及两个政党的总统。当川普的支持者最近质疑有关伊拉克战争何以值得牺牲成本与美国人的生命时，魏尔曼响应道，「身为一名老兵，我不会去赞成或反对我打的战争。我奉命前往，我去了；我的孩子接到命令，他也去了。」
这足以维持一支军队吗？对一个不愿认真解决因处置失当而造成战争磨难的国家，会有刚毅的责任感吗？马克斯韦尔士官长对于战场成功的观点，在美国干涉的十年中已经过时，而美国虽仍持续产出像马克斯韦尔这类人物，但当战争重担只由某些人承担时，士气将会难以维系。
笔者经常听到老兵们希望征兵，希望能使更多美国人进入这个环绕黑暗星球的轨道，无非希望国家持续使用军事武力。共和国的创建者原本希望迫使国会每两年表决一次，只为了保留一支常备陆军；如今国会甚至不允许投票更新伊拉克战争前通过的《作战授权法》(Authorization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而我们目前却以该法案依据对付在立法时还不存在的叛乱团体，且未能与时俱进的进行修法。
对寻求解释为何要他们冒生命危险的海外军人们来说，这项议题既无公开辩论，也没有像2007年一样，不断有清楚的成功指针在国会和电视上进行研究与分析，甚至没有三军统帅的明确指导。总统某个月在阿富汗开始派兵以升高冲突，宣称是为了向塔利班施加军事压力，促使他们参与政治协议；几个月过后，他又宣布无意谈判，且「未见到任何会谈进行。」当似乎没有任何人─一般民众、被选出代表他们的国会，或是三军统帅本人─认真看待军人在打的仗时，我们还能保有使命感吗？
军队是美国立国宗旨的主要部分；它是巩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力量。身为美国人，就意味着无论好坏都与此密不可分。但正如魏尔曼关于战争的回答，美国当前困境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军队本身，军队不能自定义目标、无法决定自身预算、为何种理想战斗或舍命，也不能决定其付出是否会受到表扬、蒙受羞辱，或遭人据为己有。因此尽管全美国选择以感伤、无实质的表现，来表达其对军队的爱，但我们军队仍在等待前后一致的国家政策，认真看待国家的战争。尽管可能无望。
这件事看来会是如何？它可能是废止无期限的《作战授权法》，并要总统经常向国会说明，在哪里及为何他要将部队置于险境、任务需要何种资源，以及成功的条件为何。这也可能是每位国会议员善尽宪法赋予的责任，借由对计划的辩论然后投票，提供对美国军事行动的监督，这会看来像是一般美国人都参与了那样的讨论，并鄙视任何试图告诉他们无法做到的人。这会像是尽管美国部队在海外冒生命危险，我们领导人却说美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或是主张美国人若欲支持部队，就必须支持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抑或当一名新闻发言人认为若有任何人质疑军事突袭的成功性与否，就该对战亡者「表示歉意」时，一般美国人会厌恶地翻着白眼。那会像是我们的政治人物，让阵亡者得以安息，而不是抬起他们尸体当作政治掩护。而当军人在海外非预期之处死亡时(如2017年有四人在非洲尼日[Niger]被杀)，那会像是我们刻意回避以下这种简单且具象征性的辩论：我们总统是否轻视军队，因而未隆重吊唁； 或者是否自由派不尊重军队，为政治利益炒作那些有失隆重的吊唁。那会像是我们反而有了较久而深入的对话关东太阳会，针对军人执行任务应有的表现，和是否我们只是在赏脸给军人以确认这可以实现。
当一个国家无法将战争视为集体责任，却变成少数人为自己选择的任务时，战斗中的战友关系，以及军人与公民间关系将是如何？
简言之，这会像是全美国人大幅减少施舍官兵更廉价、感伤之爱，而加倍给予一些更接近马克斯韦尔士官长的「严厉之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过错和失败上的一种爱。
如果我们不做，那么到某个时刻底线将会崩盘。士气是件难以测量的事，但有许多指标显示它已在下滑，2009年《军事时报》(Military Times )一份调查显示，当伊拉克的暴力下降，且对阿富汗的新战略依旧可维持胜利承诺时，91%的官兵认为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好」或「极好」；但到2014年该数字已下降到56%，加上志愿留营率的意愿从72%跌到63%，新兵征募也在减少。过去三十年，军队通常会接受约60%的申请者，近年该数字接近70%，并持续上升中。而且现役部队已筋疲力竭。当笔者服役时，遇到军职生涯中部署五次的人就已印象深刻了，现在我遇到的人都已经去了八次、九次，甚至十次。在特种作战圈中，这种情况尤其严重，2017年特种作战司令部部署部队到149个国家；有些战士以托马斯(Raymond Thomas)上将所称「令人受不了」的六个月海外、六个月本土的步调，轮番进出部署。我最近遇到一名曾部署过七次的陆军突击队员，他在执行美国本土勤务，并告诉我当他及妻子得知他可连续两年待在国内时，反应都相当激动。他们彼此相爱，还有三个孩子，但从未有过完整的两年在一起，且其中一人还不用赴海外部署，夫复何求，尤其是当无休止的战争仍在继续。掌管国土防卫与全球安全的首席副助理国防部长蕙兰(Theresa Whelan)近期告诉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特种作战圈必须「吃掉自己的年轻官兵……(并)抵押我们的未来」才能继续下去。
日复一日，那样的抵押未来已日渐逼近，当日子到来时，谁会为了模糊且无望的任务志愿从军？要如何激励人们为许多人都不相信、连目标都无法阐明的大业而参战牺牲？当我们无法像一个国家将战争视为集体责任，而非少数人为自己选择的特别任务时，战斗中的战友间关系，以及军人与公民间关系将是如何呢？
缺少能阐述与论辩值得为任务和目标牺牲的政治领导阶层，就难怪军人有时会对任务完全不在意。部署在阿富汗卡林哥山谷(Korengal Valley) 的一名士官告诉笔者，到他结束部署前，他会刻意采取防卫姿态，用他能有的每个机会为安全而舍弃任务。这令人想起越战后期一位军官所说的话：「让我们军人在1966和1967年这么有效率的「共同战斗」(gung-ho)态度，已被生存意志所取代。」这并非那些官兵缺乏勇气，而是目标转变了。我曾听许多老兵们谈及军中时光，「我们为彼此而战」，难怪！如果你的国家甚至不愿提供将领建议成功所须之长期资源，那还要为它奋战什么？但如果你认为国家总是派你们去执行毫无意义，或全无可能的任务，而你只是被派去保护你的战友免遭危险，那么想杀死你们的就不是塔利班、盖达组织或伊斯兰国了，而是美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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