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地为牢：200万中国罪犯在社区变身“合法公民”-地平线NONFICTION
文 | 魏玲
来源 |《时尚先生》（公号ID：esquirecn）
01
小镇只有一座6层购物广场，飞机擦着它飞过时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重型车间。机场在2公里外，去年起降了243900架次航班，平均每小时45架，干扰着手机信号，大大增进着小镇药店安眠药的销量，甚至引发了一个孕妇的流产（新闻说她因为夜里飞机太吵睡不着觉）。矫正者陈维加就住在这座广场背后。他刚出了家门，在开阔地上急急走着，接听那通新结识的供应商打来的电话时，他不得不随时暂停几秒，等车间飞走。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六早晨八点钟。电话那端的供应商每周六这会儿准时约他吃早茶，打高尔夫。和前几次一样，陈维加拒绝了。他在电话中磕磕巴巴地解释，“每周六我得参加一个”——一个什么呢，他飞快地思考——“义工项目”。是慈善类的吗，供应商疑惑地问。“差不多吧，为环保身体力行”。
半小时后，陈维加出现在小镇最热闹的商业街旁的绿化带里。像环卫工人一样，用长柄铁钳夹住垃圾，塞进编织袋。干活的人有二三十个，彼此不认识、不过问、不聊天，只是每个周六从小镇的各个角落准时出现。这是一支行动迟缓的秘密队伍。有人一身西装从轿车上下来，假装打着电话，瞅瞅左右，拎上工具嗖地钻进来。有人大清早戴着墨镜。有人蹲在草丛中像螃蟹一样挪动，皮鞋铲进泥里，用手拍一拍。他们怕脸给街上的行人看到。凭衣着，陈维加判断他们是小镇的上流人士。有一次捡到没喝完的饮料瓶子，瓶盖松了，又酸又臭的水溅到其中一位的西裤上，那人骂，操，我的阿玛尼！
陈维加刚四十岁，身手还算敏捷，他希望自己不会变成他们那样：不过五十上下，已经有了老态，弯个腰不能直接下去，需要先叉开腿，再折起肚子，双手支住膝盖——草丛那头，矫正者范仲就是这么弯下他50岁的腰的。范仲承认，要捡到那只塑料餐盒，用长柄铁钳一夹就完了，他夸大了部分动作，是想通过奋力搏斗的姿势显示自己的矫正效果——按小册子的规定，“在劳动中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
这一切都是做给10米以外的督察员看的。监督员不是什么特殊角色，正是小镇这片绿化带的保洁员。每周末上午，矫正者们被安排代替保洁员干活，反过来得到休息的保洁员负责盯住他们，监控劳动效果，换句话说，为小镇的矫正官赵振国当一上午的眼睛。双方都很乐意，既解决了周末的监控漏洞（矫正官周末休息），还不花一分钱，也只有赵振国能想出这么精妙的办法。
说起来有点孤独，赵振国是小镇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矫正公务员，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尽管今年已经是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试点的第11年了。这个西方引进的“人道主义刑罚制度”主张把一部分犯人放在居住社区而不是监狱服刑，对此赵振国一直有点儿牢骚，“中国立法‘学院派’占主导，学法的人接受西方理念多一点儿、对自由人权概念深刻一点儿无可厚非，但你也得把其他问题考虑进去呀！”
他位于镇中心小楼二层尽头的办公室像座低低的瞭望塔。他的职务就是在那儿盯住整个镇子，确切地说，镇子里面自由活动的八十几个参加试点的轻量级罪犯，盯住他们，如果他们要逃出社区，就把他们抓回来，如果他们的脑子往法律不高兴的方向跑了，那就把脑子矫正回来。总之，他必须通过各种“思想上、心理上、行为上的矫正治疗”，把罪犯们统统变成“守法公民”。在非监禁刑期结束、改造成功之前，改造对象们被称为矫正者——矫正进程中的人。2011年夏天最热的日子的尽头，赵振国懵懂地拿着聘书来小镇报到时，还不能理解制度赋予他的对别人生活的控制权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新的职业生涯开始了，自己将和八十几个小镇“土著”的酒驾者、管制犯、假释出狱者和缓刑犯一起从零开始，建构起小镇的矫正世界。
02
宣告室是矫正世界的入口。小镇太小，没有独立的宣告房间，每到宣告日，赵振国换上正装，沿飞机起飞的航向驾车7公里，来到区里的矫正中心。他很赞同矫正条例对矫正官着装的要求，黑色的皮鞋、西裤和西装外套突出了他高大结实的身材，他相信传递严肃和权威感对和矫正者的第一次见面很有必要。宣告室墙壁雪白，正面挂着“中国司法”徽章，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列深色桌椅，组成一个封闭的“口”字，新矫正者坐在徽章对面、“口”字底部那一横的椅子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通过风险评估和数次心理测试，被确认心智正常稳定、对社会和他人伤害性低、符合矫正条件，有资格接受矫正生涯的第一项仪式。
赵振国按规定流程宣读刑事判决书、矫正执行通知书和矫正期限。半数以上的矫正者没有进过监狱，有人酒驾，有人在淘宝上卖假包，有人信用卡太久没还，有人喝多了砸了别人的车，赵振国说，他们当自己是“被一阵邪风刮了进来”，没什么大不了。他们会听到他的提问。
他问得很慢，咬字清晰。“你手上有没有刑事判决书？”矫正者答，有。
他继续问，语速仍然缓慢。“有刑事判决书说明你的身份是什么？”矫正者这时往往沉默，不接话，四年来，赵振国在这个房间里经历过数百次这个时刻黑糖三部曲，所谓攻占对方心理防线的重要5秒，像公式一样，他知道他现在说什么都能在他们脑子里留下标记。“你现在是社区/ 服刑/ 人员,前两个词是定语，要非常认真给我听清楚，你现在的性质就是：犯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受到我们的监控。”
从模拟的宣告情境中反应过来，赵振国意识到自己下巴昂着，眉头紧锁，音量好像也太大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报考这个岗位时，赵振国可没想过心理战什么的，他只想自己快35岁了，得弄个公务员编制老了才稳当，新开辟的岗位估计没人报考，他就填了，至于岗位是干什么的——管它是干什么的呢。事实证明，赵振国成了这座边缘小镇上最边缘的基层公务员。
工作四年，几乎没有经费，没有同岗位同事，没多少人注意他，也很少有人要求他。甚至回到家里，他也不能跟老婆畅所欲言，怕矫正者被社会排斥，他们的身份在系统外必须严格保密。但他想干出点样子来。没有立法，他赶鸭子上架，自己编写类似行动指南的小册子。写作过程比他想象得费劲，20几页编了两年多。没有同事，他找来小镇的社工站合作，把一对一谈心（个人教育）的活儿分给社工，也请他们帮收思想汇报。权力关系上他管不着他们，只有“靠像大哥一样对人家好、求着人家帮你”。没有经费，就全靠一张嘴，批评为主，不管用就吓唬。很多时候他无意真的采取什么手段，但他认为让对方相信自己什么都做得出来是必要的，“非监禁刑要达到监禁刑的目的”，就必须“把人的意识掌握起来”石雪峰。
给陈维加打通知宣告的电话时，赵振国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以把你重新送回监狱”。没听陈维加解释，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03
陈维加呆呆地坐在那儿。接到赵振国电话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刻，监狱里六年都过来了，他安慰着自己。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赵振国要求他必须带“监护人”一起来崔明杰。他莫名其妙，又不敢违逆，带来了70岁的父亲。退休前，父亲也是这座城市司法条线有些级别的干部。现在老了，微微佝偻着背，坐在他的右手边。
快到9点时，几拨人陆陆续续进来，镇上派出所的民警，然后是他住的小区的片儿警，这些他认识，接着是他不认识的一男一女，年纪轻轻的，女的挺漂亮。父亲小声说，应该是社工。穿着正装的赵振国径直走进来时，陈维加一眼就知道，这就是那个给他打电话的人。他记得那通电话的每一个字，记得握着听筒时的感觉，“跟害怕不一样，感觉是咯噔一下——我怎么又把事情做错了？”
2007年入狱前，陈维加是一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33岁，觉得“事业和人生，怎么来都可以”，出差的时候，接他的专车一直开到停机坪。他自称被默许一些项目资金调配无需走账，包括交际和送礼费，因为老板知道，他能拿数倍的利润回来。公司年末上市审计查到他头上，800万应酬款账目不清。按照他的说法不是贪污，钱都在，但手续错了，法院以挪用公款确定罪名，判了8年。
入狱后，原来的兄弟遇上拿不准的项目还来找他求教，他们把材料寄到监狱里。几次三番，狱警注意到他的才能，让他加入教研组“搞精神文明建设”，当需要与其他监狱评比新政策学习成果时，他又被发现写得一手好报告。这些为他赢得和狱警平等对话的权利。聊天时，他偶尔帮他们提提理财建议，作为回报，每个月能读到新的时尚杂志，“想不到吧，我是你们的读者”，他得意地眨眨眼睛。靠这些杂志，陈维加在头脑中与外部世界保持更新，知道新闻和科技变化一刀惊春，甚至知道他习惯穿的服装品牌的每季新款。6年后出狱，“没有落伍的感觉”，拿过老婆的iPhone摸了两分钟就会用了——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智能手机。
出狱那天，狱警以朋友身份为他办了个欢送小仪式，大伙都忘了要给他参加矫正宣告的通知单。当他接到赵振国电话、飞奔到宣告室时，已经晚了一个星期。陈维加相信解释一下就好了。
赵振国走过来，不是朝他，而是朝他的父亲，那个电话里的声音低低地说临沂老徐，现在这个情况，我可以把你儿子收监。看着满头白发的父亲“被比我年纪还小很多的杨老师一通训”，陈维加开始有点知道矫正是什么样了。他没有上前阻止或解释，没做出任何反应怀孕大暴走，因为他确信，“任何的反应都会让事情更复杂、更恶化”。
04
宣告室的庄严肃穆达到顶峰时，赵振国拿出准备好的小册子。
封面印着蓝天、白云和迎风招展的国旗，国旗上方是黑色粗体大标题：社区矫正人员须知。设计得不漂亮，但非常逼真，就像在书店会买到的法律读物。引用的法条用宋体字，他编订的规矩用黑体字，混排在一起。他不会向矫正者谈起小册子严格意义上算“非法出版物”，更不会提这是他自己写的。按小册子的规定，他们白天只能在辖区内活动，不许越过市边境线一步，夜里必须回到登记的住所睡觉（不许到酒吧刷夜或者半夜在街上溜达）；按规定时间参加报到、劳动、个别教育和集中教育；每月手写当月思想变化进度报告；配发的GPS手机必须随身携带，24小时开机，接受实时定位监控。
全部宣读完毕，他把小册子发给每一个人。边发边强调，他毕业于正规大学法律专业，“最讲究证据”，每个人收到小册子的同时，必须在纪录档案上手写一句话：《社区矫正人员须知》已收到，内容已告知，然后签名。“白纸黑字，你触犯条约时，不要跟我说我没告诉你。”这也是赵振国的心理战术——又一个标记被植在他们脑子里。
两年前，沾在一线城市辖区的光，赵振国领到了23部带GPS定位模块的国产胶皮手机，让他终于在空对空的心理战之余用上了实体设备。人多设备少，他决定先发给新来的，一人用三个月，等他掌握了他们的意识，确认“风险可控”，再传给更新的人。如今赵振国最享受的环节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看监控地图：过去24小时GPS锁定处显示为小红点，撒播在地图上，密密的小红点连缀起来组成一条条轨迹。在轨迹的尽头，23个标有人名的小头像正在跳动。
赵振国演示，监控密度可以调节，喏，我感觉你这个人风险比较高，那我半小时扫描一次，小红点就挨得紧些。我比较放心你，我就调到1个小时、4个小时、最长24小时一次。你看，他指着小镇中央密集的红点，这是在绿化带里捡垃圾——然后各自回家了。
在飞机干扰下，定位手机常常失灵，有些小区几乎没有信号。按程序设定，两次定位不到会报警。两年前是这样的，有人在家里的床上做着梦，警察来了。也有人在镇上溜达，一个飞机过去，定位飘到了邻省，警察又来了。所以赵振国不会真的把扫描频率调高，也不会真的多么倚赖这技术。但他十分感激国产手机的帮助。因为它“不单单是一项技术手段”，还有“很强很强的心理威慑力”，定位数据只要异常，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到手机上，“你试试，几次之后你就害怕了”。
05
陈维加会在夜里突然醒来，从枕头底下摸出定位手机，按一下，看看还亮不亮。那部手机传到他手中时已经老化严重，动不动就没电。有一天早上醒来，手机关机了，又是咯噔一下，陈维加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比在监狱还紧张，狱警惩罚前会先问原因，可在赵振国这儿没有为什么，只有正确错误，一二三四。
三个月捱完，定位手机交了回去，紧张却变成习惯保留下来。现在他要参加赵振国新发明的“微信矫正”，每天用微信定位功能发送自己的坐标，学习然后评论杨朋友圈里分享的矫正材料。看得出来，那些评论都在努力地“揣摩圣意”。在一条“缓刑犯某某矫正期间逃跑被抓捕归案”的文章底下，有评论骂，“自作自受，这是对（不听话的）矫正人员的教训”；还有评论谆谆教诲，“矫正就是给我们改正的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重走老路”。阅毕，赵振国统一回复，“缓刑判决不是终结，而是自我救赎的开始”。
赵振国是有一点相信这句话的，或者说他想相信。他不收任何钱财礼物（超过三个矫正者用抱怨的语气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只是个小镇基层公务员，但他手下的许多犯人是餐厅老板、企业家、公司高管，人人都愿花钱买平安，可每一次，他都告诉他们我不需要，我不会被你买断——我也开二三十万的车，我也住内环的房子。也许跟尊严有关，毕竟，“一个尚未立法的制度的执法人员”听上去就有点滑稽。他过度认真的工作，希望证明一点什么——尽管他也知道，正是这些招致了他们对他的反感。
“噔滴噔”，新买的三星Glanxy4微信声一响起，陈维加就浑身不自在，刚出狱时对智能手机的新鲜感和好感转瞬即逝，他做事变得比从前犹豫，会下意识自我审查燕赵教育网，可还是得到了一次警告。重新找工作那几天，他在慌乱中忘了交思想汇报，第二天补上时，警告已经来了，理由是“不把矫正当回事儿”。他很难控制语气中的情绪，“我刚出来的时候，还以为社区矫正是让人变回社会人的渐变过程，山岸秀匡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时刻提醒你还是犯人。顺序反了。是另一种打击，就像又把你抓进去一样。”
“一次错误，给予一次警告。两次警告，就戴电子脚铐。”每一次宣告、上课和个别教育，赵振国都会强调这句话，他相信重复的力量。持续月余的采访中抗倭侠侣，好几个矫正者在回答不同问题时背出这句话，就像它是一句谚语，指代坏事随时可能到来。
怕“交叉感染”，赵振国不许矫正者“过从甚密”。其实禁止令不怎么必要，大家都很戒备，矫正者范仲说，差不多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自己是良民，其他人都是犯罪分子。矫正者们们仅有的几次热络谈话，都与传说中的电子脚铐有关。
“黑乎乎的，看着像一块卡西欧电子表”，范仲撩起裤脚，用拇指和食指箍住右脚脖子比划道，收紧后多余部分剪掉，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自己取不下来。“它24小时实时定位嘛，定位出了问题要放电哟。那你想，我是个老板，很忙的，每天要见客户的，那见着客户突然放起电来怎么搞？”
赵振国确认了范仲的说法。脚铐放电时对脚部有脉冲刺激，“像摩斯电码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电量很低，不会真的伤害身体，“最多走路多了给你皮肤擦破点皮”。放电在其次，他觉得脚铐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标记，一个正常生活中没有的东西。而暴露自己是矫正者最恐惧的事情。他说，定位手机容易掩饰，但戴上这个，女孩肯定没法穿裙子，男人穿裤子也得时刻注意，一动就露出来了嘛。2008年以后，韩国用它管理有过强奸前科的人。对小镇的矫正者来说，传说中的脚铐还时刻提醒着他们警告已经两次，再有一次，他们将被送进监狱，从头服完刑期。
范仲听人说，脚铐在小镇不好使司徒骏文，飞机怎么干扰定位手机，就怎么干扰它。紊乱掉的脚铐每6个小时自动放一次电，他闭上眼睛模仿电击后的颤抖，“半夜躺床上睡着觉，哒哒哒，哒哒哒，把你电醒了。”
可实际上，没有一个矫正者真的见过这玩意儿。至少作为一个“资深矫正者”，三年里范仲没遇上过见过的人，更不用说戴了。我向赵振国求证时，他淡淡一笑，看上去全局在握。他说，脚铐是国外引进的，一套就5000块钱，全市总共没多少，得匀给每一个区和县，哪有那么容易到小镇呢？但是到底有没有脚铐重要吗，重要的是人们的确活在了假想的束缚中。
06
上课是以播放视频的方式进行的。赵振国从前到后拉上厚绒布窗帘，教室昏暗、沉闷下来。八十几个矫正者挤挤攮攮坐在黑暗里。屏幕发出荧光。一段旋律后，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端坐在桌前的中年女人，景别是固定的，只有上半身，她的脸看不清楚，声音匀速、机械。
“我是刘教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健康心态与幸福人生的第三讲，面对挫折时的心理调试。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李瑞环同志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给我们指出了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应有的态度……”
黑暗中有人嘀咕，放错了，这集看过了！画面暂停。赵振国低低的声音响起：谁说放错了？仔细听，认真听，上次是面对压力，这次是面对挫折。画面继续播放郑钟民。“……一部中华民族辉煌史，一切造福人类的伟大业绩，所有成就卓越的杰出人物，都是同战胜艰难险阻联系在一起的。”
范仲睡了一觉，醒来看刘教授还在讲，就跟生意伙伴在微信群里聊起天来。每年入秋，他们都会一起开车去阳澄湖吃大闸蟹，今年他几次推脱不成，“只好编故事了”。他告诉他们现在家里老婆管得严，不放他出去。男人出去要喝酒，喝了酒开不了车要住店，住店可能就要那个（嫖娼），做生意嘛你晓得，两小时后在下课回去的路上跟记者聊起刚编的故事时，他挤了挤眼睛，而且我也怕住店要扫身份证，一扫，他那里是不是要弹出来（我是犯人）？
他还谈到藏手机的困扰。生意圈子里，手机是身份的象征，那部几百块钱的国产定位手机旧得掉了漆，他拿着别人要问的。上班时，范仲把手机藏在公文包夹层里，公文包让秘书拿着。只是得时时悬着心竖着耳朵，担心那个包什么时候要震动起来。
在教室第一排，矫正者朱琳把刘教授的话抄在本子上，她当然不相信这些话能帮助她面对挫折通天魔塔，但能让她完成矫正作业就够了。她也不像其他人那么讨厌赵振国，她觉得自己只用听一轮刘教授，杨老师年年陪着人听，何况他也算公正，一视同仁，没有因为她比别人穷看不起她。担心无法应付双重生活，朱琳辞掉了工作，决定这两年半“日子不过了”，一心一意矫正。她的社交活动缩减到只剩下同学聚会，都是大学时代留下的挚友，今年聚会的必谈话题是打老虎，大家笑着聊，哎呀谁又被抓了，怎么关进去的，人突然变成罪犯是什么感觉，朱琳说她听得脑子嗡嗡响，聊不下去，只能坐在那儿陪着别人笑。
上课期间，矫正者张伟不停地看表。他是一家著名外企的班车司机，每天开着45座的大客车往返于小镇和120公里外的市郊工业园。张伟说自己过着两张皮的日子，为了保证矫正和接送客人都不迟到蒋昌建简历，他得在外环线上用最快的速度疾驰，并不停地穿梭变道，为此已经接到本月第7封乘客投诉。30年的人生里他从没这么累过，每天四趟120公里，都像飙车一样，想辞职末世血魔，可没有胆量。在中国客车驾驶员特别需要政治清白，张伟说，去哪儿应聘都得政审，现在他有了犯罪污点，再也没法应聘，一旦让现在的老板炒掉，就永远被这行给开了。
每个矫正日的早上，全速前进的大客车后面，都紧紧跟着一辆全速前进的破捷达。驾驶员是张伟65岁的父亲。大客车一进站，张伟马上坐进父亲的车往小镇赶——8点半上课，尽管赵振国给他宽限了半小时，但还是非这样才能勉强赶上。父亲退休前在劳教所工作，对张伟的管教极其严格，甚至粗暴。中专毕业后，离开那座劳教所所在的外省偏僻县城，张伟和父亲的交流就中断了。如今在飙车去矫正的途中，在破捷达的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其实是怕清早开车犯困，不得不找点儿话说，张伟说，但毕竟，他又跟爸爸开始说话了。
07
有几年，小镇的矫正者们无人不知，镇上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温柔的社工小姑娘。不像系统里的其他管理员——至少有一段日子——蒋禾让人感觉不到重负。
蒋禾生得很美，也知道自己美。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最可赞叹的年华，去拯救别人的灵魂。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每个月个人教育的日子，别的社工那儿没什么人，她的门外却总是排着队。常规谈话30分钟，有人怎么都收不了尾，一谈两三个小时不回家，话题越过了思想汇报的边界，甚至像午夜电台一样充满情感困扰。尽管蒋禾也觉得奇怪，但她相信要矫正一个人的内心首先必须走进它，面对那些大部分年纪可以做她爸爸的矫正者们，蒋禾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一下子生出做母亲的责任来”。
也许因为年纪相仿，她尤其疼爱一个孤僻的二十岁男孩，父母早年入狱非常丹道，男孩在孤儿院长大并一直住在那个院子里。某一天，童年时孤儿院的好朋友回来看他，玩乐之后，请他帮忙“借孤儿院的单反相机用一用”，男孩没辜负嘱托，后来这人带着相机跑了，男孩以盗窃罪被判矫正。蒋禾同情他，觉得他的悲剧正体现了他“干净的底色”，一定能在矫正中擦亮。男孩面前，蒋禾的温柔和耐心永无止境，像一块海绵，吸收着他的忧愁。
半年后的一天，男孩郑重地出现在蒋禾办公室门口，告诉她，他觉得蒋禾对他的关心，比家里人对他的关心、朋友对他的关心、比所有人加在一起对他的关心都多，他已经不能离开她。他问蒋禾，你愿意嫁给我吗？求婚被拒。绝望之际，男孩开始以每天上百条短信、数十个电话的频率骚扰她。“我彻底崩溃了”，蒋禾说夜神翼。以前男孩短信一来她马上回复，慢慢地男孩发10条她回一条，再慢慢地只有非常关键的问题才回，最后她不回复了。
蒋禾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方式出了问题，她默默把那些可能对她产生依赖的矫正者转给其他社工，克制起自己的温柔关切，变以情动人为以理服人。可矫正者不再领情。听道理时，他们毫不掩饰不耐烦，甚至直接拉下脸，“你别弄得跟真的似的！”
“别弄得跟真的似的”，蒋禾重复了一遍，有点失神。她告诉记者，那时她突然理解了整件事情：那些矫正者学历都挺高，不傻，他们一早就知道她是社工，和赵振国不一样，社工没有执法权。他们愿意跟她说那么多“内心困扰”，只是因为她是个傻傻的漂亮女孩。谁不喜欢讲一个悲伤故事然后看着傻傻的漂亮女孩为你伤感呢？猫鼠关系是反的。她沉溺于扮演救世主，竟完全没发觉，许多故事无从验证，甚至明显的不合常理，如今回想，“有人十句话有九句是假的”。
08
蒋禾变得暴躁，失去耐心，无论陈维加、范仲、朱琳还是张伟，对她来说都一样，她不会再去区分。她认同在现实的国情下，“保证服刑期间不要重犯，才是社区矫正的第一大任务。”“大部分人就是欺软怕硬，柿子捡软的捏，你缩缩了，哭了，就完蛋了，以后再也没有威信了。”
效果卓著。她甚至当上了小镇社工站的站长。如今蒋禾会教导手下五六个更年轻的社工，你们唱红脸，我唱白脸、当恶人。台词已经很熟练了，矫正者来接受个人教育，她说，你现在就是画地为牢，就是在监狱里服刑，只不过区域给你划大一点，社区就是你的监狱。
今年是蒋禾在小镇的第七个年头粪草当自强。她清楚地看到，矫正如何反过来作用在自己身上。“身边的人都不喜欢我了”，她说。大学时她打电话约闺蜜逛街，闺蜜妈妈说，你这同学声音怎么这么嗲的一个，喊救命都没人听见呀。现在这个陪她逛了十多年街的闺蜜疏远了她，她直接告诉蒋禾，逛街应该是轻轻松松的，跟你聊什么你都要压倒我，我就不想逛了。
偶尔，蒋禾也会怀念过去的自己，甚至熄灭的热情复燃过那么一下子。那是被领导派去香港学习矫正经验。在香港，社工跟她说，一个服刑人员要想回归社会，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他们相信，只有得到被害人真心的宽恕，犯人才能拥有再次成为一个平等的社会人的资格，才能内心安宁地继续生活。
香港回来，领导问她取到经了吗，她说取到了，用不了。“因为我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社会对服刑人员的理解、群众对他们的眼光，和香港是不一样的。在这边，你没有选择，你永远不能告诉别人你是一个犯人。我们老话讲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人们不会原谅一个凶手。”蒋禾说，而且也没有机会尝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矫正对象不允许在被害人所在的社区里服刑——起冲突的可能和取得谅解的可能被一起避免掉了。她说，不能怪谁，她理解犯人，也理解政府，“国情和社会基础不一样”。
我问蒋禾，7年来一共矫正了多少人。
“两百多”，她说。
那有没有人你觉得真的改变了他，真的矫正好了？
她想了好一会儿，如果有的话，就是向我求婚的那一个吧。至少那段时间他性格整个都外向了。“如果这个不算，那就一个也没有。质量效应2好玩吗”
房间里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安静。蒋禾提议，一起去食堂吃午饭李嘉一。路上太阳很好，她的兴致又回来了，半开玩笑地说起如果有更多的GPS定位手机，手下的社工们也应该每人配一个——既然大家不坐班——上班时间带上，下班再交回来，这样只要在办公室就能看到每个人的情况，“肯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09
2014年春节，父母带儿子回了北京，陈维加跟老婆两个人在家过。年初二晚上，他跟北京通电话，90岁的奶奶说想他，在电话里哭起来。陈维加心情不好，挂了电话就睡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喝了点酒，休息到三四点，酒醒了他跟老婆说，穿上衣服，我们走。
他以为一路上会想很多，杨老师，张老师，再抓起来怎么办，但没有。他只是开心，越开越开心，出了上海上了高速公路，太开心了。天很快黑下来，妻子担心他开夜车，他却完全感觉不到累，好像车子是自动运行的，就这么一刻不停开到北京。
到公主坟是凌晨四点。大年初四的清早，风很大，很冷，天太早不想吵醒家里人，他带着老婆在公主坟的大街上溜达。你看，这个是军博，知道吧，我小时候在这儿玩，那个大牙签，电视塔，我小时候还没有呢。能看的都看完了，他领着老婆站在马路牙子上，这个是长安街，来拍张照吧，这个是中国第一路。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出现在奶奶面前，那一刻的感觉没法儿说。“反正吧，是2014年，甚至是07年进去到现在最快乐的一天。”从回忆到车进公主坟开始，陈维加就沉浸在兴奋中，那是早晨7点的酒店大堂吧，他眼睛发亮，握着热茶杯的手舞来舞去，茶凉了也没顾上喝。
当天下午父亲就催促他返程。回去的路上，他绕了个弯去看鸟巢，“灰扑扑的，没什么好看，但这是北京的新东西，我站在那儿说双生侦探，我来晚了，我们前任总理不是经常这么说嘛，‘我来晚了’。”陈维加眼睛湿湿的，他承认去的时候脑子里什么也没想，空荡荡的特爽，回去的时候想了，想着路易十五的一句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他接着说下去。我刚刚过了40岁生日。省钱，自己下厨做了一桌菜。你知道吗，我失去自由的五年半，和还要继续失去自由的两年，是我人生当中时间最好的五年半和两年。考上中科大时我以为到40岁应该奋斗完毕享受人生了，但我的40岁是从头开始，不是，从负数开始，所以你问我回北京被发现了怎么办，我觉得我值得那个开心的一天。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注】截至2014年，矫正试点区域已覆盖全国95%的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意味着绝大部分中国居民生活的社区中存在着矫正者。根据官方数据，过去10年，38637个社区中的211.3万人已经矫正成功，从罪犯变成了“守法公民”。社区矫正立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本文首发于《时尚先生》2015年2月刊，原标题《画地为牢》，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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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丨Peter Hessler丨Isabel Wilkerson丨生死漂流丨Tom Hallman, Jr.丨汤姆·朱诺德丨黑帮教父丨内德·泽曼丨灰熊男丨Kathryn Schulz丨彼得·海斯勒丨法拉奇丨在路上丨利·科沃特丨性瘾者丨钢琴课丨血疫丨海子之死1丨富二代丨盖·特立斯丨Alice Steinbach丨James Palmer丨C·J·齐夫斯丨琼·狄迪恩丨BBS往事丨垃圾工萨伊德丨查建英丨丽莲·罗斯丨太平洋大逃杀丨艾滋病在哈特兰丨南航3739丨审判丨举重冠军之死丨地平线2015年作品集丨地平线诞生纪实丨发刊词